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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小抄 CLIPS

1984铁幕落下时的唇亡齿寒 Ignorance is strength.

[BBC 2017年 12月 21日](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2436431)

一名中国男子于网络销售VPN代理服务,周四(12月21日)被广西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款50万元人民币。

正义网报道,该男子名叫吴向洋,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就在网上搭建VPN服务器,并利用淘宝网开设网店及开设网站“凡狗”向普通用户出租或销售VPN软件和VPN路由器硬件。


报道称,近日广西平南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吴向洋非法经营罪成,被法院判囚五年六个月,罚款50万人民币。

据称,吴向洋从2013年至2017年6月,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就自行搭建VPN服务器并提供会员账号和登录软件,还把一些VPN会员账号密码写到硬件路由器上,使得修改过的路由器能够直接登录VPN。

在这几年时间中,吴向洋的经营额达79万余元,获利50余万元。

微博上有关该判决的一则新闻帖文已经被转发了近300次,但看不到任何评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因售卖VPN服务而被判刑。今年3月,广东省东莞市的26岁男子邓杰威因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判决书指,自2015年10月起,邓杰威在其东莞家中通过手提电脑创建网站,并在网站出售“飞跃SS”VPN翻墙软件账户。2016年5月,该软件更名为“影梭云”。邓杰威与其同伙在互联网上销售这些软件金额超过34000元,牟利近14000元。

今年1月,工信部发布通知,要求查处多种“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层层转租’等违法行为”,其中明确要求阻止未经电信部门许可,自建或租用专线和代理服务器(VPN)服务。

WSJ

(图片外链)

位于中亚的中国边疆城市乌鲁木齐可能是全世界受到最严密监控的地方之一。

配备了身份识别扫描仪的安全检查点守卫着火车站和进入市镇的道路。旅馆、购物中心和银行使用面部扫描仪来监控来往的人们。警察利用手持设备来搜查智能手机上的加密聊天应用、带有政治色彩的视频以及其他可疑内容。在加油时,司机必须先刷身份证,再面向一个摄像头。


在新疆这个维吾尔族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地区,中国为打击一些分裂分子的暴力活动而采取的措施让这里成为了高科技社会控制的试验场,民权活动人士称,中国政府希望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

在该地区活动,几乎不可能不感受到政府毫不松懈的监控。市民和游客每天都必须通过警察的检查点,监控摄像头和机器扫描其身份证、面部、眼球,有时候是全身扫描。

当水果商贩Parhat Imin今年夏天因支付逾期话费在一个营业厅刷身份证时,其照片上弹出了一个X。他表示,从那时起,他每次刷身份证时都会出现警告信号。他不确定这代表什么,但认为自己处在政府的某种观察名单上,因为他是一个维吾尔族人,过去曾与警察发生过几次争执。

自2014年中国多地出现致命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高度警惕。政府将恐怖袭击事件归咎于受境外极端穆斯林思想引导的新疆武装分子。目前,官员们将全球最先进的工具交到升级后的安全部队手中,以在新疆打造一个社会控制系统,而这一系统对维族人的控制最为严格。

在10月份召开的一个安全博览会上,广州云从科技(CloudWalk Technology Co.)的一位高管称,新疆是全球安保最森严的地方。据这位名为Jiang Jun的高管称,新疆警方每监控10万人所使用的监控设备数量,在中国其他地区足以监控100万人。该公司向新疆警方销售脸部识别算法,向加油站销售身份核实系统。

新疆政府对有关监控的问题不予置评。新疆高级官员10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会议上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地方政府的总目标。

中国和外国民权活动人士称,从新疆的监控情况可以窥见未来中国全国的监控形势。

从事监控案件工作的中国人权律师祝圣武表示,政府不断吸取在新疆实行高压统治的经验教训,并在中国东部地区运用实施。他表示,新疆的事态发展关系到全体中国人的命运。

![](https://si.wsj.net/public/resources/images/BN-WQ448_XINJIA_P_20171218114329.jpg) 乌鲁木齐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女子接受脸部识别检查。 图片来源:Giulia Marchi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10月份沿着一条现代化高速公路驱车前往新疆的途中遇到了一系列检查站,令这次旅程变得既诡异又紧张。

星星峡是几个世纪前丝绸之路商人要经过的一道隘口。在那里,警察对进入车辆进行检查,并对旅客身份进行核实。警察拦下《华尔街日报》记者,要求下车并解释入疆目的。非汉族司机则大多被引导至电子安检门来扫描身份证和面部信息。

前面更远处,在哈密这个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入口,警察让《华尔街日报》记者等在一堆显示了附近实时监控画面的电视屏幕前,记下了记者的护照号码。

在通往小镇的道路上,每隔几百英尺就装有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覆盖了街道的各个角落,大清真寺附近一家小面馆的顾客也在监控范围内。面馆的老板是回族穆斯林,她说,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命令该地区所有的餐厅都装上摄像头,以防止恐怖袭击。

几天后,记者们被当地官员勒令离开附近一个城镇,在开车行驶在一条土路上时,一辆警车突然冒了出来。这辆警车快速超车,然后斜着停下,别停了记者的车,扬起一团尘土。同时一辆越野车停在记者车后。六名警察令记者下车,并要求查看护照。

一名警官解释说,监控摄像头读取了车辆的外地牌照,并发出警报。他说,他们负责对非新疆本地的每一辆车进行检查。警察随后陪同记者们一直行驶到高速公路上。

在更西面的检查站,安全检查设备中增加了虹膜和身体扫描仪。

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研究员Darren Byler曾花了两年时间在新疆研究迁移课题,他说,目前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情况与新疆最为类似,以色列政府在上述地区建立了检查站和生物监测系统,密切监控巴勒斯坦人。

![](https://si.wsj.net/public/resources/images/BN-WQ450_XINJIA_G_20171218114329.jpg)
维族村落吐峪沟,清真寺的寺塔附近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图片来源:Giulia Marchi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水果小贩Imin住在二道桥附近。在二道桥,每隔几百码就可以看到“便民派出所”,其标志是一根杆子,顶端有一闪一闪的信号灯。派出所的警察提供水、手机充电和其他一些服务,同时察看附近监控摄像头的画面。

根据维族流亡人士的说法,警察经常把维族年轻人带到派出所,检查他们的手机,所以一些年轻人会有两部手机,一部放在家里使用,另一部外出使用,外出使用的那部手机上没有敏感内容或敏感应用。

二道桥是乌鲁木齐的维族文化和商业中心,也是2009年种族暴乱的始发地,那场暴乱造成多人死亡。二道桥清真寺的正面入口目前处于关闭状态,国际大巴扎(International Grand Bazaar)的大部分入口也被关闭。要去里面的游客必须经过一扇有很多警察看守的大门。新疆居民要接受面部扫描和身份证扫描。还有一排摄像头实时监控。

那场暴乱过后,有关部门出面关闭了Imin当时经营的出售服装和宗教物品的店铺。他说,当他提出抗议时,他们用棍子打了他的后脑勺,导致他后来走路一瘸一拐。他说,他们以妨碍公务为由把他关了六个月。后来他又被关过几次,其中一次是因为购买大麻被监禁八个月。

乌鲁木齐警方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https://si.wsj.net/public/resources/images/BN-WQ449_XINJIA_G_20171218114329.jpg)
喀什的一个检查站,行人接受身份证和面部扫描。 图片来源:Giulia Marchi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min现在以推车贩卖水果和鲜榨石榴汁为生。他担心自己的身份证上了黑名单,会把警察招来。最近再婚的他不敢去南疆拜见妻子的家人。

两千年来,如何有效控制新疆一直是中国统治者面临的一道难题。新疆有2,300万人口,分布在面积相当于两个得克萨斯州大小的广大地区。中国政府将新疆视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就是沿着中国通往欧洲的古丝绸之路兴建基础设施。

去年习近平任命陈全国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此前曾在另一个热点地区西藏任党委书记,处理民族矛盾。陈全国率先在西藏推出了“便民警务站”制度,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西藏发生的一系列抗议中国统治的喇嘛自焚事件。

在陈全国治下,新疆警察数量大增,有数据显示,警察招聘广告出现指数式增长。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发现和《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政府采购文件,去年当地警察局开始订购具有3D面部成像功能的摄像头,以及DNA测序仪和语音模式分析系统。

中国兴业证券(Industrial Securities)今年4月份的研究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政府宣布在新疆进行的安全相关投资项目超过10亿美元,相比之下,2015年安全方面的全年总投资为2,700万美元。

政府采购订单显示,数百万资金用在了所谓的统一战斗平台(unified combat platform)上,这是多个计算机系统,用于分析从警方和其他政府机构收集来的监控数据。

![](https://si.wsj.net/public/resources/images/BN-WQ451_XINJIA_G_20171218114329.jpg)
火焰山脚下吐峪沟的道路上安装的一个监控摄像头 图片来源:Giulia Marchi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维族诗人和电影制片人Tahir Hamut称,拥有护照的维族人5月份被召至当地派出所。他担心会受到额外审查,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试图前往土耳其学习时,曾被指控携带敏感文件,其中包括有关维族分裂分子袭击的报纸文章。他表示,最终未能成行的这趟出国计划让他在劳教所待了三年。

他和他的妻子与其他维族人在派出所前排队录指纹和采血样。他说,他被要求读两分钟报纸,警方同时记录下他的声音,还要求他在相机前缓慢地转头。

他家的护照后来被没收。他说,在一位朋友被警方拘留之后,他猜测自己也会被带走。他说,他给警察贿赂了9,000多美元要回护照,编造了他女儿患有癫痫,需到美国治疗的故事。新疆公安厅没有回应对这一贿赂事件的置评请求。

他说,他们离开的那天,他非常焦虑;他担心在乌鲁木齐机场安检或在北京出关时如果被拦截怎么办。

他和他的家人最终抵达佛吉尼亚,他们在这里已申请政治庇护。

中国政府通过表格来收集维族人的个人信息。《华尔街日报》记者见到的一份表格问及受访者的祈祷习惯,以及是否有海外联系人。表格中有几部分是政府官员对“利害关系人”进行的六点量表评分,并勾选他们属于“安全”、“一般”或“不安全”。

![](https://si.wsj.net/public/resources/images/BN-WR099_xinjia_G_20171219094623.jpg) 表格上红色的解释文字为《华尔街日报》加注。 图片来源:Giulia Marchi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据政府采购文件显示,国有电信业巨头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附属公司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Co., 0552.HK, 简称﹕中国通信服务)今年签署了价值超过3,800万美元的合同,向新疆提供清真寺监控并安装监控数据平台。中国通信服务不愿讨论这些合同,称合同构成敏感商业信息。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Xiamen Meiya Pico Information Co. Ltd., 简称:美亚柏科)与乌鲁木齐警方合作,对其出售的一款用于调查经济犯罪的手持设备进行改造,使这些设备能够扫描智能手机检查恐怖主义相关内容。

该设备的产品说明(近日已从美亚柏科公司网站删除)称,该设备能够读取90%的智能手机的文件,并比照警方反恐数据库核对结果。美亚柏科首席营销长Zhang Xuefeng在一次采访中称,绝大多数情况是音视频取证。

近日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校园附近,警察坐在一张木桌前,要求一些路人上交其手机检查。

一位警察举起一部与美亚柏科网站所示产品类似的设备,称只需插入手机,设备就会显示出手机的内容。该警察不愿说明他们在检查什么内容。

![](https://si.wsj.net/public/resources/images/BN-WQ455_XINJIA_P_20171218114334.jpg)喀什集市外,店主在警察指导下进行反恐演习。 图片来源:Giulia Marchi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新疆最大城市之一库尔勒,只有稀稀拉拉的人通过设在当地市场的安全检查点,店家呆呆地望着没有人影的黑暗过道。

一家葡萄酒商店的店主、汉人Li Qiang称,这些安全检查虽然是必要的安全措施,但也妨碍商业活动,只要出门警察就会检查你的身份证。

中国政府在新疆打造了一张拘留所网络,官方的叫法是教育中心。中国官方媒体《新疆日报》4月份报道,在新疆南部的和田,超过两千人被送到教育和培训中心。

从靠近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的以维族人口为主的喀什噶尔出发,开车半个小时就抵达了一处新建成的院落,这里四面围起高墙,墙头布满铁丝网,两个角还设有了望塔。墙上的一行标语写着:“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村民们说这是一个拘留所。但有天晚上,一个站在院子入口附近的男人说这是一所学校,建议记者离开。

Hamut表示,她在喀什噶尔的一个亲戚在参加了一个伊斯兰教仪式之后不久就进了拘留所,还有一个人,因为他的家人试图从美国给他打电话,很快就失踪了。

喀什噶尔当地政府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https://si.wsj.net/public/resources/images/BN-WQ456_XINJIA_G_20171218114334.jpg)
警察在喀什老城的一座门前执勤。 图片来源:Giulia Marchi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喀什及周边地区的监控甚至比乌鲁木齐更严。喀什市汉族人口比例不到7%。进入该市的司机会经过严格检查。机器会对每位司机的面部进行扫描。警察会检查车辆引擎和后备箱。乘客必须下车,携带行李需经过X光机器扫描。

在喀什以东五个小时车程、尘土飞扬的阿克苏,刀具销售员Jiang Qiankun称,他的商店不得不支付数千美元购买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可以把顾客的身份证号、照片、民族和地址转成一个二维码,用激光刻在每把卖出刀具的刀片上。他说,如果有人买刀,刀上必须有他们的身份证信息。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新疆的最后一天,早上5点驱车前往乌鲁木齐机场的途中有一辆没有标记的车子跟随。记者们乘坐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outhern Airlines Co.,简称:南方航空)航班前往北京,途中一名空乘似乎将系在腰带上的警用式随身摄录仪对准了记者。后来在乘客下机时,这名空乘否认拍摄过记者,称航空机组人员配备摄录仪是普通安全措施。

南方航空称,这名机组成员是一名空警,负责机上安全问题。

[BBC 2017年 12月 13日](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press-review-42340636)

英国《卫报》周三(13日)关注了两条与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当局采集新疆穆斯林人口的DNA(即脱氧核醣核酸)样本,以及中国在中朝边境修筑难民营。


《卫报》电子版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中国当局在新疆采集居民生物样本的消息。

文章说,中国官员在新疆地区收集所有年龄从12岁到65岁人口的血样,以及虹膜扫描样本,存入数据库。

新疆居住着1100万维吾尔穆斯林人口,该地区受到中国最严厉的控制。

据人权观察组织说,中国当局采集的标本还包括指纹、DNA等生物样本。

虽然官方说采集样品可以自愿,但是据当地一名居民表示,当地干部要求所有人必须参加。

而对那些"焦点人物"来说,则不管他们的年龄多大,都必须要接受生物样本的采集,因为他们被当局认为是危险人物。

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部负责人理查德森认为,中国这一做法侵犯了人权,特别是打着免费体检的旗号暗中采集标本。

与此同时,即使那些现在已经不居住在新疆的新疆人也要接受样本采集。

人权组织说新疆近年来的暴力频发,是由于当局对其宗教、文化、语言等压制所导致的。

修建难民营

《卫报》的另一篇文章报道说,中国正悄悄在中朝边界(1416公里长)兴建难民营网络,以防一旦朝鲜金正恩政权垮台所引发的人道危机。

文章说,这也表明北京对朝鲜政局不稳的担心。

中国修筑难民营一事最先出现在英文媒体《金融时报》上,此消息来自一份泄露出来的中国国家电讯巨头中国移动的内部文件。

该公司似乎受命为该地区提供网络服务。根据中国移动泄露出来的文件,中国计划在吉林省修建至少5座难民营。

该文件也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海外中文媒体的网站上。

《纽约时报》也报道说,除了难民营外,中国还计划在图们和珲春市建立难民中心。

中国外交部在周一(12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拒绝证实难民营的存在,但也没有对此进行否认,只是说没有看到有关报道。

上周,《吉林日报》还曾刊登了一整版的文章,告诉人们一旦核事故发生应该如何应对,包括使用碘片、面具和肥皂等。

孟宝勒, KEITH BRADSHER 2017年12月5日

北京——在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期间,他的形象曾出现在一个技术会议上独出心裁的一段讲话视频里。

视频里的特朗普先是用英语,然后换成了普通话。

![04chinavoice1-articleLarge.jpg (600x400)](https://www.zerogate.tk/1PTyKuX1W9nyUzNvznu4BoriBKvmJd69c4/data/img/post_76_04chinavoice1-articleLarg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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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并不会说中文。这段视频是一个宣传花招,旨在展示一款软件的语音功能,发明这款软件的是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讯飞(iFlyTek),它既是一家创新公司,也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有关系。科大讯飞曾说,其技术可用于有针对性的监听监视,能在坐满乘客的小汽车、或拥挤的房间里识别出个体目标的声音,并记录该人所说的一切。

特朗普的形象在视频中用中文说,“科大讯飞真是太棒了。”

在中国测试人工智能前沿应用的时候,科大讯飞成了中国科幻野心与这种技术的反乌托邦黑暗可能性的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

这家中国公司的图像和语音识别系统用的是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系统可以帮助医生做诊断,帮助老师给考试卷打分,还可让司机用他们的声音来控制汽车。就连一些全球企业也对其表示钦佩:美国主要汽车供应商德尔福(Delphi)在向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提供科大讯飞的技术,大众汽车(Volkswagen)也打算在明年将这家中国公司的语音识别技术用到大众为中国生产的许多型号的汽车上去。

与此同时,科大讯飞主持的一个实验室正在为中国国内的安全部门开发语音监听能力。一家人权组织在今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正在帮助当局建立一个中国公民的语音生物统计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用于跟踪活动人士和其他人。

与政府的这种紧密关系可能会让科大讯飞及其他中国公司在这个新兴领域获得优势。专家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中国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的、未经实践检验的隐私法让公司能获得大量的声音、面孔和其他生物识别数据,这些数据能帮助公司发展这方面的技术。

中国“没有西方企业所面临的严格的隐私法,中国公民也不反对他们的数据被收集,因为(可以这样说),政府监控是中国的现实,”研究公司桑福德·C·伯恩斯坦(Sanford C. Bernstein)的分析师们今年11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已有过中国企业偶尔打垮外国竞争对手的时候。科大讯飞已多次赢得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比赛的大奖。中国互联网搜索公司百度开发出了一款具有与人相当的听懂讲话能力的软件,比微软早了两年。今年,总部位于上海的初创公司依图在美国政府主办的一个主要的人脸识别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科大讯飞和其他中国公司都说,公司遵守中国法律,保护用户数据。但这些公司也一致认为,中国庞大的用户人数,加上政府专心致志地要主导这项新技术的努力,让他们处于优势地位。

“中国是与美国一起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北京的那个会上说。“但由于拥有大量的用户、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的优势,人工智能将在中国得到更快的发展,中国将在这个领域引领世界。”

科大讯飞的总部设在中国安徽省。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按照政府的规定,接受外国新闻媒体采访需要得到批准,公司尚未收到安徽省官员的批准。

中国的媒体把科大讯飞描述为技术创新者和政府的合作伙伴。据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报道,去年,科大讯飞通过帮助警方识别骗子,防止了约5亿元人民币(约合7500万美元)的电信诈骗损失。报道引用一位中国安全官员的话说,收集声纹数据与采集指纹或用闭路电视摄像机进行监控录像类似,他的意思是,这种做法不侵犯人的隐私。

“我们与公安部门合作,锁定了罪犯的身份,”科大讯飞汽车业务部总经理刘俊峰在今年9月的一个会议上说。

尚不清楚科大讯飞从什么地方获取其数据。但中国移动是持有科大讯飞股权的公司之一,这家国有移动网络巨头拥有8亿多用户。科大讯飞在数百万部中国移动的手机上预装其产品,并为中国移动经营热线服务,中国移动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数据是金,”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研究生物统计学的教授阿尼尔·扎恩(Anil Jain)说。“如今,你无法(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设计出准确可靠的识别任何东西的系统。”

科大讯飞认为,汽车可能是另一个主要市场。中国正在成为推动自动驾驶汽车的先驱,这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语音技术。今年9月,科大讯飞推出了一款新产品,这个闪闪发光的椭球形产品安装在汽车仪表盘上,像是一个车载Siri,听到问题后可上网寻找答案。

“我们需要知道汽车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是否能建立情感联系,”刘俊峰说。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Volkswagen Group)发言人克利斯多夫·鲁德维格(Christoph Ludewig)说,大众将通过第三方供应商,为其在中国销售的400万辆汽车中的几十万辆配备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技术。大众汽车表示,公司要求所有从司机那里收集的数据都以匿名的形式保存。

“大众将保护消费者,不让其数据被滥用,”鲁德维格说。

美国汽车零部件巨头德尔福说,该公司与科大讯飞有在中国提供科大讯飞服务的业务关系,但拒绝透露细节。

科大讯飞的汽车业务主管刘俊峰说,公司的系统将于明年安装在中国销售的一些吉普车上,公司也在与戴姆勒(Daimler)一起开发汽车语音识别系统。戴姆勒拥有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 - benz)品牌。吉普的母公司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Chrysler)表示,不知道其供应商中哪家使用了科大讯飞的技术。戴姆勒的发言人说,公司经常与潜在供应商讨论合作,但拒绝透露科大讯飞是否为其中之一。

人权组织担心这些快速发展的能力会被中国的专制政府滥用。

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在今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政府一直在收集成千上万人的声纹数据,这个项目几乎没有透明度,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什么人会成为收集的目标,或政府将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据报道,科大讯飞已在其总部所在的安徽省建立了一个有70000个声纹的数据库。该报道还说,警方已经开始采集声纹,就像他们采集指纹那样。报道中给的一个例子是,三名被怀疑是性工作者的女性的声音已被录入数据库,部分原因是她们曾被安徽警方逮捕。

中国媒体还报道说,安徽省将展开一项新行动,在语音通话中自动识别通缉犯的声纹,一旦发现将及时报警。

科大讯飞没有回应让其对上述人权观察报告发表评论的请求,但公司一直表示,不会停止自己的数据收集工作,尤其是在参与中国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努力中。

“我们总在谈论大数据——汽车每天都产生许多图像数据,”科大讯飞汽车部门主管刘俊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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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百亮 2017年11月30日

北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推动一个新的反腐败机构的成立,该机构将拥有大范围的权力,可以绕开法院将任何从政府领工资的人拘留好几个月,让他们无法与律师接触。这个计划出人意料地遭到中国一些著名法律学者直言不讳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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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计划也很大胆。虽然中国共产党有依靠秘密拘留的恶名,但也宣称依法治国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数十名中国律师和来自中国主流学术界的法学教授冒着遭受报复的风险,公开反对这一计划,这是对习近平第二任期议程的首次重大公开挑战。


习近平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内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反腐败运动,用这场运动把竞争对手送进监狱,让党内领导层人心惶惶,并把自己塑造成了这个国家几十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根据本月公布的法律草案,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将让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在大学和国有企业任职的数百万更多的人。

中国目前的反腐败监督机构是共产党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虽然权力广泛,但只对8900万名党员有管辖权。习近平的新委员会是一个负责监督所有政府出资的企事业单位的国家级机构,政府的企事业单位有多达6200万名员工,其中许多人不是党员。

反对者说,新的《国家监察法》违反了中国宪法,该法让新的监察委员会在中国法律、尤其是那些旨在防止任意逮捕的法律之外全权操作。

最近,在北京一个有约40名志趣相投的法律学者参加的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法学教授童之伟表示,“监察法草案在人权保障方面有些地方明显有所倒退;监察机关权力太大,且缺乏来自官方的权力制约。”

通过反对这个新的委员会,童之伟和其他人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强大程度和独立性,以及是否能制约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后者常常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上个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看来已加强了习近平的权威,开启了中国的铁腕统治新时代,展示了一个党无所不包地控制社会的前景。反对这个新监察委员会的人所呼吁的,是一个与之相反的理想:任何人,包括习近平在内,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

“共产党说自己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事,但现在共产党又说它领导一切,”北京的历史学者洪振快说。“如果你要领导一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话,你怎么能遵守法律呢?这是这个监察委员会的核心问题所在。”

在中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站出来反对新的监察委员会是需要勇气的,中国很少容忍人们批评党的重大举措。在习近平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头五年里,许多直言不讳的维权律师被监禁,有的被拉到电视台上坦白认罪,习近平也对宪政等自由主义理念表示了谴责

批评拟议中的监察委员会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在北京和上海的著名大学执教的法学教授,他们一直避免参与维权案件。在最近几周站出来批评新委员会时,他们一直努力把自己表现为忠诚的反对者。

这些律师和法律专家们小心谨慎,他们不是在挑战共产党的统治,而是要求共产党履行自己对法治的承诺。

自1990年代的江泽民起,中国领导人都曾发誓要维护法治,都把法治作为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就连习近平也在口头上承诺尊重法律和宪法,但他也宣称“党领导一切”。

监察委员会的批评者不是通过街头抗议,而是通过在法律专业人士会议上的发言、以及网上发表的联合声明和法律评论,来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尽管如此,他们的批评仍相当尖锐。

他们说,新的监察机构将会违反宪法,因为这个建立在没有充足法律依据之上的新机构将拥有的权力非常模糊,其权力将等同于、甚至超过中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的权力。

“这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打击,”北京的律师程海说,他在一份批评监察法草案的公开信上签了名。“原则上,每个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也应该受到保护。”

一些批评该法律草案的人士与网络审查员玩起了猫鼠游戏。他们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微信上发文,严厉批评监察委员会,他们的文章被迅速删除。

“如果批评没有自由,那么征求意见毫无意义,”一条网上评论这样说。这条评论也被审查员删除了。

在一定程度上,法律专业人士的反对意见反映出一种他们被背叛了的感觉。中国政府去年首次推出这个监察体制的建议时,一些律师曾希望,它将会给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建立更牢固、更公平的法律基础。

“最初,我们对监察委员会感到很兴奋,”香港大学的法学教授付华岭说。

中国已经有一个由共产党运行的反腐败机构。其名称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嫌疑人在没有上诉权、不能与律师接触的情况下进行秘密拘留之后,将他们送交检察机关。

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后,任命了自己的盟友王岐山负责党的反腐败机构,该机构采取了声势浩大的行动,拿下了数十名最高层的党政官员。反腐败运动帮助加强了习近平的牢固控制,但也引发了滥用和刑讯逼供的指控

纪检委上周宣布,中国互联网最高监管机构盛气凌人的前负责人鲁炜正在接受调查,并宣布,鲁炜的倒台表明了习近平的反腐败行动没有停止。

新的监察委员会将接管党内监督机构的职能,但也将扩大调查范围。党内监督机构的工作重点仅限于党员,但监察委员会将有权调查政府企事业单位的任何人,包括数百万不是党员的政府雇员。

新的监察委员会将“进一步以法治形式加强党的领导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人员樊鹏在一篇最近发表在网上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这个新委员会也将有对人进行三个月秘密拘留的权力,还可能将秘密拘留的时间再延长三个月。这将让监察委员会拥有目前党内检查机构只用于党员的同样严厉的拘留权。

“这就摘下了国家有别于党的这块遮羞布,”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研究中国法律与政治的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在谈到该法律草案时说。“与其说是朝着强加更多法律约束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我认为,这可以说是党的机构把法律体系吸纳进来的表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对设立监察委员会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12月6日。不过全国人大的代表席位都被效忠于共产党的官员占据着,这些人不太可能推迟或修改这项草案。这项法律很可能在明年3月全国人大举行的下次年度会议上通过。

虽然大多数反对者看不到推迟新委员会成立的希望,但他们说,仍然希望能减少那些他们称之为监察法最危险的缺点。

“最终的决定取决于党中央领导,”上海法律学者童之伟说。“作为法律专家、作为公民,我们只是在尽我们的所能来履行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KEITH BRADSHER, AILIN TANG 2017年10月12日

上海——大型国有企业和有政治联系的地方政府欠下了巨额债务,受此困扰的中国却对小人物采取了措施。

官方媒体本周报道称,中国官员已经责成省级政府建立网络平台,发布那些不偿还债务者的姓名。该报道说,这个名单应该由地方新闻机构以及法院和监管机构共同来维护,目的是曝光老赖,迫使他们还钱。


这项新的举措不大可能影响到大借款者,比如大型国有企业和其他大公司,它们的债务几乎从未被要求偿还过。但这个行动可能会对官员们一个更广泛的举措进行强化和集中,即根据信誉和其他标准来给个人评级。信用评级的做法才刚刚在中国流行起来。

近年来,中国地方官员利用公众压力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某些地区,用广告牌来公开老赖成为一种常见做法。在另外一些地方,地方官员和电信公司合作,给那些老赖设置了专门的手机彩铃,让那些给他们打电话的熟人听到彩铃后敦促他们还钱。其他措施还包括把债务人添加到旅行黑名单中,使他们无法乘坐飞机和高铁。

这个新的官方平台可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集中的老赖数据库。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文友说,贷款违约的细节通常只有地方或省级政府才知道。共享违约数据会让你更加容易看到可靠的个人信用评级。

胡文友说:“这是迈向信用社会的一步。”

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消费贷款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物,但是正变得越来越常见。中国的贷款人和官员已经开始用不常见的、有时甚至是非正统的方式来确定个人信用,包括跟踪你的手机使用情况,清点洗手间中牙刷的数量。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中国希望建立一个社会信用体系来追踪个人行为。这个目标虽然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但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上进行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哪怕是进行非常小的交易也会使用在线平台,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官员希望这些新平台将成为一站式交易中心,帮助地方政府曝光老赖,施加压力让他们还钱。

中国的新举措不大可能解决该国当下的债务问题。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今年都以债务为由降低了中国的评级。大多数借款都流入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帮助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被广泛视为“大而不能倒”,因为它们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这些企业并没有出现债务违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继续从国有控股银行那里获得大量贷款,有时用来偿还以前的贷款。国有企业违约的状况非常罕见,仅在小公司中出现。

对于中国官员如何管理这个网络平台,目前细节不详。报道里说中国银监会、最高法院以及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告诉地方官员,要在年底前完成这些平台,并在两年内让公众知道这些网站。银监会周三拒绝对此事予以置评。

这个数据库有可能会采取最高法院已有的一个模式,它主要是以个人来编目,尽管也包含了一些公司甚至一些小的地方政府。这个数据库的基础信息是那些在中国遭到起诉和败诉的债务人,尤其是中国司法体系中比较重要的法院审理过的案子。

最高法院今年6月表示,总共公布了700多万名违约人的名字。这个数据库被用来对老赖施加压力,让他们难以出行。最高法院称,该数据库已经总计阻止了老赖们购买700多万张机票,以及近300万张高铁票。

银行和其他贷款人定期检查最高法院数据库,但它们不会把自己手中那些迟到的或有争议的偿还数据添加到这个数据中,并且彼此之间也很少共享数据。

介绍这个计划的官方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到中国的那些网络巨头,但专家说,它们可能会在建立全国信用评分系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蚂蚁金服表示,它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芝麻信用,该系统会监测最高法院的数据库,但不会贡献数据。

“芝麻信用未经用户同意,不会与任何第三方共享用户信息,”蚂蚁金融周三表示。它拒绝对地方和省级数据库的细节予以置评。

中国银行从业人士说,中国个人借款人的违约率非常低,贷款人在借钱之前通常要求用汽车或房子作为抵押品。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贷款的大头是住房抵押贷款。数据显示,中国个人贷款的规模还不大,但是却在日益增长。

2017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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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正式办理了离校手续,从此告别站了多年的讲台。9月9日教师节前夕,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7月初写好的一篇文章,关于当天他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的心情,那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辅导员的电话,说他被开除了,让他去办手续。谭松曾经多次因从事红色历史调查研究而出事,对自己今年被开除并不感到意外。“其实,我不应对学校有丝毫怨言,相反,我应当感谢学校——直到现在才开除我。”


在10月召开十九大的前几个月,中共整肃高校教师之风再起,谭松是继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之后,又一位因言论不当而被解职的大学教师。在重庆师范大学教西方文化的谭松认为,自己被开除,不仅是因为他在课堂上牵扯到历史与新闻的讲话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如今日益严格的党性原则,更与自己近年对于1950年代川东土改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

谭松1955年出生于重庆,1957年,他的父亲、当时任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的谭显殷到北京参加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川代表会上,他说:“这次会缺乏民主。”之后,谭显殷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四川东部的一个小县长寿县的长寿湖劳改。当时这里是重庆市的劳改基地,先后接纳了上千名下放干部和上千名出身不好的学生。

谭松1980年代在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教书,1990年代先后担任《渝州世界》报主编、《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中华手工》杂志主编。2000年,他在担任《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时做了一期抗战陪都专辑,全面肯定抗战的中心是重庆而不是延安,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抗战中心和领导者有所不同,这导致了他被迫辞职。

谭松业余时间从事历史研究,先后进行过重庆大轰炸、地主刘文彩等历史事件的调查。从2001年起,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长寿湖右派调查,完成了50万字的《长寿湖》。此书2011年才在美国出版。还未完成时,2002年7月2日,中共当局指控谭松“收集社会黑暗面”,将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关押了32天,此后被取保候审一年。

2003年,谭松开始对川东地区的土改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川东地区指的是原四川东部,也就是如今大重庆地区。1950年底到1952年底,与中国其他地方相似,川东也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这一运动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新分配和集体化,中国农村结构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改造,地主与富农受到严酷的迫害和肉体上的消灭。不过,至今中国官方认为这一段历史是中共建政之初的一大功绩,不容置疑。除开官方叙述外,极少有学者触碰这段历史。

谭松认为,官方的叙述是“洗脑”,他的采访录填补了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他历经14年,遍访川东土改亲历者,写下50余万字的口述史书稿《血红的土地》,将川东土改血腥残酷的真相记录下来。但也犯了官方大忌,与他所做的长寿湖右派研究一样,这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

2013年,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演讲,对外公布了部分调查研究成果,引起关注,同时也让谭松受到学校的约谈。2017年4月,作家方方的新小说《软埋》因触及土改而遭到左派围攻,而该故事的背景正是谭松采访的川东地区。6月21日,谭松发表文章《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为方方辩护,认为小说中谈及的土改情况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为此,文章特意讲述了一个在土改中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的故事。大约两个星期后,谭松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

为此,纽约时报中文网用邮件和电话采访了谭松。访谈经过编辑和删减。

:你这次被校方解聘,与你为方方小说《软埋》辩护有关吗?

:这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加入这场论战也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一提到我,就说是某某学校的老师,大量骂我为地主翻案的人士还义愤填膺地说:“我们的大学怎么会容许这样的教授存在?!”再加上几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也给学校惹了很大的麻烦,上次(2013年——编注)没开除我就是万幸了,所以,我被开除是同调查土改有关系的。但是校方一直没有给我一个说法,经反复询问,只说是“正常调整”。

:根据你的调查,你是怎么看小说中提到的土改?

: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里的泥塑《收租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编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实事根据的,因为我八次到安仁镇(地主刘文彩庄园所在地——原注)采访,采访了还活着的所有刘文彩的长工、佃户、厨师以及几十名相关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说最可贵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它是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调子而是根据历史事实而创作的作品。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乱打乱杀地主,写到的那种恐怖,都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要说我的调查同方方的小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不是指文学形式),那就是,川东土改真实的惨烈程度,百倍于小说!

:你为什么会对六七十年前的土改历史感兴趣?它对当下中国有何影响?

:土改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巨大,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态平衡,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少社会问题,都可以从那场运动中找到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列举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恶果,比如:它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土改调查的?

: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就是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诉地主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记得当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会场的主持人大叫一声:“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大约有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们刚上台,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那几个地富分子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那时我只有13岁,并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坏人,他们是不是活该挨打,但是,我总觉得我从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因此,当时我就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群情激愤地呼口号。

:你本人亲自接触过地主吗?

:1974年我当“知青”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大量的心里话,最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给我最大启蒙的是生产队的一个老会计,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处,他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老会计说,他也很冤枉,因为小时候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就被评为地主。我当然知道这个地主,他是生产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妻子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记得有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她发现有人在看她,抬起头来,一见是我,眼中露出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开始产生一种隐隐的冲动: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和其他地方的土改相比,川东土改中是如何消灭地主阶级的?有什么特点?

:在土改中,有一个政策,叫“关、管、杀”,这是专门针对地主和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关”就是关押——抓进大牢;“管”就是管制,虽然没进监狱,但没有言论行动自由等等;“杀”很好理解,就是肉体消灭。除此之外,地主们的财富全部被没收了,土改让他们变得一贫如洗。另外,强大的宣传把他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从此抬不起头来。

当然,各个地区也有一些各自的特点,比如酷刑,不同地区就地取材,发明了它独特的刑罚。比如四川农村有一种饮酒方式,就是众人双手握着一根竹管在一个酒坛里喝酒,土改时人们就根据这个方式发明了一种刑罚叫“吃咂酒”(又叫“猴儿搬桩”),把人的两个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桩上,把木桩破开,中间加一个削子往下敲,这样往往把人的大拇指用麻绳勒断;又如秀山县有一种又硬又尖又长的刺叫“铁棱角”,土改时对地主就大量使用这种刺,叫“滚铁梁角”。

:2003年,你真正开始调查川东土改。是什么触发你的?

:那一天,我在川东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我曾经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就是那一刻,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是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调查东川土改跟其他敏感历史问题相比,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困难?

:一是缺乏线索。虽然我知道就在川东地区,仍然有不少土改的受害者和亲历者,但我很难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土改的当事人不像右派有一个相互有联系的群体,他们主要分散在广阔的农村,而我又是在“取保候审”期间,后来又是被监控的对象,根本不敢公开行动和公开寻找,因此,要获得线索很困难。二是调查土改真相是禁区中的禁区,中共的革命合法性几乎都建立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上,比如“消灭剥削压迫”、“打倒封建势力”、“解放劳苦大众”、“让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等等。人们只能按官方标准说话,如果要让当事人说真话,他们是非常恐惧的。在我所有的采访中,最恐惧的就是土改。所以,土改的采访几乎都是“隐性采访”——即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聊天的方式获取信息。即便这样,很多人一提到土改,马上就吞吞吐吐甚至闭口不言。(我还经历过被推出门)至于土改中的那些作恶者,更是拒绝采访,比如有一个参与把一个少女轮奸致死的土改民兵,他三次把我们拒之门外。三是还有经济上的困难。我多次下岗,没有收入,土改调查要跑很多地方,费用很大。当然还有信息不准,千辛万苦跑去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几乎无功而返。

:你采访了多少人?主要是地主阶层吗?

:有一百多人,最多的是地主后代,老地主们大多已经不在人世,经过土改和随后的大饥荒,已经没多少老地主能活下来。再加上我动手晚了和不敢公开寻找,因此,这一百多人中,只有几个地主。其他的有土改工作队员、土改民兵、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当年的贫下中农。他们都是土改的亲历者。

:能不能说几个他们的故事?

:当然有大量的故事。比如追逼地主金银,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绝路。在川东忠县有一对夫妇叫黎大雪和肖正静,他们是工商业兼地主,在他们所有财产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时,他们只有自杀。这对夫妇是手牵着手一步步走向长江,走向死亡的。

又如,在原川东奉节县柏杨坝镇的大水井庄园,曾发生过一个烧烤活人的事件。被烧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儿媳妇,土改民兵许定胜(音)向她逼要金银,彭吉珍交不出,这位姓许的民兵就把她脱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当时在场的一位农会干事向贤早把区长叫来,彭吉珍会被当场烤死。我在听向贤早讲这个故事时,头皮一阵阵发麻。

STEVEN LEE MYERS, CHRIS HORTON 2017年9月21日

北京——就在活动人士李明哲从澳门进入中国大陆,前去与民主倡导者会面的那天早晨,他失踪了。

他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177天后,上周他站在中国中部一个法庭的被告席上,承认自己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批评意见,阴谋颠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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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不清楚李明哲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羁押,但在中国政府对批评者的打压中,这个案子之所以尤其引人瞩目,是因为李明哲并非中国公民,他来自台湾,北京声称对这个自治的岛屿拥有主权。

批评人士曾警告说,中国肆无忌惮地扩大其安全部队的活动范围,遏制它认为的海外势力威胁,针对李明哲的诉讼就是一个例子。预计李明哲一案将于本周宣判。

仅最近几个月,中国不仅要求引渡在埃及留学的维吾尔族学生,还像电影一般从香港一家酒店抓走了一名亿万富翁,此举违反了允许这块前英国殖民地自行管理的协议。这位亿万富豪名叫肖建华,目前他似乎是针对大连万达集团所做具政治色彩调查的重要证人。>

另外还有一个名叫郭文贵的亿万富豪,一直在美国对共产党领导层进行耸人听闻的指责,当他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之后,中国政府突然对其提出了强奸指控。特朗普政府与北京的关系因为朝鲜与贸易问题已经变得很紧张,郭文贵案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一大考验。>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大了打压民间团体的力度,通常是通过联合国或国际刑警组织等官方渠道进行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说。“不幸的是,他们非常擅长于这样做。”

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为律师举办研讨会,在中国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去年,中国强大的国家安全部逮捕了卡斯特的同事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并将这位瑞典公民关押了23天后,该机构陷入了停滞。

卡斯特指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是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的资深人士。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近日报道,中国正在阻挠联合国机构对人权问题的调查,并阻止批评人士在听证会上作证,其中一人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领导者多力坤·艾沙(Dolkun Isa)。

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意味着很少有国家愿意或有能力对其治外法权行为提出挑战。有些国家甚至配合他们工作。

亚美尼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西班牙和越南等国家也向中国引渡了数十名针对中国公民的电话诈骗嫌疑人,即便这些人像李明哲一样,都是台湾公民。>

陪同李明哲妻子从台湾到大陆出席审判的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萧逸民说:“把李明哲视为大陆中国人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去年台湾选出新总统蔡英文以来,两岸关系出现恶化,李明哲一案又为此增添了新的压力。蔡英文拒绝对北京说的“九二共识”给予口头支持,中国也正式中断了与蔡英文政府的沟通。“九二共识”认同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中国,但是各自表述。>

对于李明哲一案,蔡英文政府相对沉默。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Alex Huang)说:“我们对这个案件的一贯立场都是,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他安全返回,同时维护国家尊严。”

中国和台湾近年来根据一个协议进行刑事调查,它要求各方在逮捕对方公民的时候通知对方。台湾官员说,中国政府最近放弃了这种外交做法。

李明哲3月份在澳门附近被捕,10天之后,台湾政府和公众才被同时告知此事。澳门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像香港一样,澳门也是中国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

无论其法庭认罪的真实性如何,42岁的李明哲与中国境内维权人士接触都承担着巨大风险。李明哲是台湾首府台北市文山社区大学的管理人员,自愿参加了一个名为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Covenants Watch)的维权组织,经常前往大陆。

政府任命的律师本月与李明哲的妻子李净瑜联系时,她才得知这个案子到了重要关头。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香港研究员潘嘉伟(Patrick Poon)说,她丈夫上个星期在南部省份湖南的岳阳市出庭的消息,她还是在律师跟她联系两天之后从新闻报道中得知的。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记录显示,李明哲认了罪。他与大陆的共同被告彭玉华一起出庭,两人都被指控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微信、QQ以及在中国遭禁的Facebook组织抗议活动。

李明哲告诉法庭,在被羁押的这段漫长日子里,他看了中国电视台的节目,发现自己被台湾的自由新闻媒体蒙骗,误解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些错误思想,也导致我触犯一些犯罪的行为,”他说。

台湾律师萧逸民说,李明哲的熟人都没有听说过共同被告彭玉华。彭玉华作证说,他们一起在网上建立了聊天群组,组建了旨在煽动变革的掩护机构“梅花公司”。萧逸民则说没有这样的公司存在。

“他是假冒的,”萧逸民提到彭玉华时说。“这个家伙并不真的存在,他是在扮演一个角色。”

李净瑜也谴责丈夫的审判是场闹剧。她今天在岳阳的酒店说:“今天世界和我都一起见证了这一场政治大戏,也见证了台湾的核心信仰与价值和中国的差异性。”她还说,“台湾的论述习惯,在中国就是叛乱行为。”

李明哲案件与香港五名书商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们在出版了关于中国政治阴谋的八卦书刊之后,有四人在2015年秋季在这个半自治城市被人抓走。这些书刊虽然在香港是合法的,在中国却不合法。>

其中一位书商李波是英国公民。另一人桂民海则已经入籍瑞典;他2015年10月在泰国芭堤雅的海边公寓消失,而他被弄回中国的方式至今尚未获得充分解释。2016年1月,他出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表示自己因为2003年的一起致人死亡的车祸而自愿返回接受处罚。目前他还在监狱里。

“我父亲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桂民海的女儿安吉拉·桂(Angela Gui)在一封电邮中写道。她一直在为他的获释而奔走。“这表明外国公民在中国国界之外也是不安全的。我觉得奇怪的是,其他政府并不担心中国这个新的、自封的世界警察角色。”

▲总统蔡英文18日接见回教朝觐团。(图/总统府提供,下同)


记者陶本和/台北报导

总统蔡英文18日接见回教朝觐团时表示,穆斯林是我们的伙伴,更是推动新南向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希望台湾可以更友善,让更多穆斯林朋友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蔡英文致词时表示,伊斯兰教是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在台湾也有很多的信众,在过去台湾民众对于伊斯兰教的认识不够,但是在教亲们的奔走推广下,让大家对这个宗教有了新的认识。

蔡英文也说,台北车站大厅的黑白格子上,总有许多来自各地的穆斯林朋友,中间也坐着许多台湾人,相较于过去,交流更甚,期待未来台湾各地会有更多这样的景象。

「穆斯林是我们重要的伙伴,更是推动新南向政策不可或缺的力量」蔡英文说,新南向政策的目标就是推动多元的文化交流和工作;对于未来,期待有更多人加入,让台湾民众与穆斯林朋友走上这座桥,增进彼此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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