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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武僧的博客

這是西域武僧的博客,武僧寫過的文章,都將保存在這裏,並希望與大家分享傳播溝通交流。 微信ID:xyws8964

>很多中国的历史学者都认为早在汉朝中国便消灭了奴隶制,这一提法的确立,主要来源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但我对此一向保持疑议,因为费先生即没有给奴隶社会制定出完整有效的定义,同时也没有将奴隶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的过程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

首先,从诗经上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词从人身归属权和生产资料归属权两个方面,准确地描述了中国五千年奴隶制历史的实质。

汉代儒博士孙叔通为刘邦制定朝臣觐见跪拜之礼,本质上也是依据人身与经济归属权这一核心价值观念所制定的,并且将这一官礼推广到民间,形成层级递进的拜官制度,到清帝逊位方绝。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自由民的社会,那么这种显然带有奴隶制特征的,象征人身与经济归属权仪式的跪拜礼,必然不应该存在。而存在这种跪拜礼的社会,必然应该属于奴隶社会。

中华民族的奴隶社会与其它民族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有一些不同,比如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奴隶主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而在世界范围内其它民族中,奴隶主却可以很多,奴隶主之间形成隐形的竞争和议价机制,促进了奴隶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历史文化中,奴隶制不过是一种以经济为主体的制度(马克思也将奴隶制认定为一种基础的经济制度),而只有在中国,奴隶制发展为一套以政治制度为主体的、以层级结构为特征的、覆盖整个社会的制度,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层级结构金字塔型奴隶制”。

这种层级结构的奴隶制,奴隶主只有一个,奴隶基数足够庞大,每一个奴隶相对所承担的奴隶义务较少,因此这种奴隶制度可以长时间的延续。而世界其他大多数民族,因为没有形成这种层级化结构,而是一种“多中心分封式奴隶制”,奴隶主之间为了经济效益的竞争,战争不断,造成每一个奴隶所承担的义务过于繁重,因此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和奴隶反抗断送了这种奴隶制,最终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基本上,只有中国成功的将经济学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进化成为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没有完成这一转化。中国将原本分封的奴隶主,同样纳入了奴隶等级管理架构之中,通过剥夺其自卫权,进而剥夺了他们的议价权,成为单一奴隶主(皇帝)治下的高等级奴隶。

综合人类史上有关奴隶社会的史料挖掘,我们基本上可以指出,奴隶社会具备如下十个基本特征:

1、奴隶主对奴隶的生命具有生杀予夺大权,或者奴隶主杀死奴隶与奴隶杀死奴隶主,有着完全不同且差异显着的刑罚标准; 2、奴隶主对奴隶的产出具有无偿占有的权利,但不承担任何义务; 3、有一整套制度和礼仪保证奴隶社会的阶级差别; 4、有完整的户籍和工籍制度,并且一般不可以转籍,奴隶主与奴隶等级固化,没有改籍空间; 5、除了赋税之外,奴隶必须无偿承担徭役; 6、奴隶不能逃跑,不能擅自离开所在地域,有户籍限制; 7、奴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不动资产; 8、奴隶不得反抗奴隶主,不得表现出对奴隶主的不尊重乃至嘲讽,更不能批评; 9、奴隶不具有自主的婚育繁衍权,奴隶会承受肉刑; 10:奴隶没有包括决定其自身权利的参政议政权。

从上述十个标准来进行比较,中华民族传统社会的确具备了奴隶制社会的绝大多数特征,唯一差别只在于程度的深浅有所不同。造成这种深浅差异的,则在于朱熹《论差役利害状》中所言的“祖宗成法”。这种“祖宗成法”不存在于法典之中,而是一种社会基本认可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规定了官吏驭民的主要职责在于“优抚”而不是强迫、派遣徭役应当支付一定的费用、决讼还应当照顾社会舆论和情感、土地所有权虽在官方(皇帝)但仍允许有限的民间买卖,但必须取得官家承认等等。 纵观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凡是“祖宗成法”执行的比较好的时期,基本上都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祖宗成法”被破坏甚至被抛弃的时期,则人民大多处于一种“连奴隶都坐不稳”的时代(鲁迅语)。

而如今的社会,正恰恰又一次进入了鲁迅所说的“连奴隶都坐不稳”的时代,而历史上但凡这样的时代,也都预示着进入了一个朝代更替的动乱时期。

无论从掠夺式的征地拆迁、长达十数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复杂而严格的官场礼仪、繁重的赋税以及寡薄的社会福利、不断被践踏的法制等现今越来越让人跌破眼镜的现状来看,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无疑仍旧是符合奴隶制十项标准的,并且随着雷y案、7零9案等对法制社会的进一步破坏,这种稳定的奴隶制社会结构正在破碎,中国再度进入朝代更替循环的时期。

事实上,中国历史进程中,当面对这种转型时代的时候(唐德刚先生称之为“历史的三峡”),一向都不是只有“华山一条路”。其中,最令人难以选择的,也是最主要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重新回到“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条是彻底推翻奴隶主和奴隶制度,走向遵从人道主义的,以宪政为基础的,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政治。

从所谓的文革结束以后,一向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选择通过第一条道路,也就是重新回到“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条道路进行社会改造。选择这条道路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不会导致社会动荡,不需要革命,只通过规劝奴隶主改革,重新拾起被抛弃掉的 “祖宗成法”。这条道路看上去比较平坦,似乎成本也很低。于是,从七九至今历次社会运动,主流的声音都是改革。但是,同样从历史上看,选择这条道路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可以说,面对奴隶主和其治下的高等级奴隶的无限欲望的时候,任何劝诫其“少吃点”或者“吃相好看点”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也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近百个朝廷更迭的根本原因。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主动让渡权利的奴隶主,我相信未来也不会有。因为没有人知道做奴隶主所能享受到的巨大精神和物质的满足,包括奴隶主也不知道,因为他总是认为还可以获得更多。

所以纵观改革派,他们谋求在现有皇权不做根本性变更的情况下,尽量回到尊重”祖宗成法”的轨道上去,重新回到人民”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这种思想,首先会得到奴隶主最大的反感,如商末的比干,南宋岳飞,元末的脱脱等,他们基本上在社会革命思想尚未成型的时候,便被奴隶主杀死了。而基于不堪”连奴隶都坐不稳”的底层民众的革命力量,谋求的是推翻前朝统治,更换天地新颜。他们大多以造反者的姿态出现,令人恐惧的流寇特征杀伐征服。总体来说,社会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士绅寄希望于改革,而历史一般都选择了革命。中国历史上近百次皇权变更,无不证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结果。

尽管所有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惊人的一致:社会必然走到第二条道路,也就是推翻奴隶主和奴隶制度上。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新的社会制度没有被探索出来(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十八世纪才逐渐成形,而此时的清国正处于较长期的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投身反抗的奴隶们对于其他的社会制度没有概念,历史在转了个弯儿之后,又重新回到第一条路径上。他们推翻了旧的奴隶主,却没有能力推翻奴隶制度,于是他们只好又重新选择了一个能够暂时遵守“祖宗成法”的新奴隶主。

尽管推翻奴隶主并不等于能够一并推翻奴隶制度,但是,奴隶主与奴隶制度这一对伴生体,必须同时击溃,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新政体来。二者存其一,都不能成就孕育民主与自由的土壤。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奴隶制惯性尽管仍旧存在,但今天的转型期后有殷鉴不远,前有成熟的民主社会路径可以遵循,只要我辈出于公心,诉诸公论,应该还是可以彻底推翻这奴隶制度和其根源,孕育出符合人道主义的民主制度来的。

丁酉岁想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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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人道主义孕育了文艺复兴,及至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我们必须重新回眸检视一下人道主义的确切含义。追溯人道主义的历史不难发现,基督精神是人道主义精神之父。耶稣以他道成肉身的奇迹,宣告了人神之间相互不可逾越的界限,将神意天谴的旧约置换为宣教领牧的新约,继而人人皆是上帝的选民,代替唯有经过教廷代理才能进入天国的等级代理模式。人人平等的理念就此滥觞。可见,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人拥有自由、平等的本质。萨特认为,人道主义是:任何人都拥有自由选择生活的平等权利,但是任何人也必须承担这种自由选择权所产生后果的义务。这种选择自由的根基就是天赋人权,承担结果则由法律保障。而独裁专制政府则恰恰相反,他们按照等级性强迫民众甚至自身选择(即便身为权贵顶层,他们也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权利,比如他们不能选择正义,只能选择所谓集体利益),但是是否承担这种选择所造成的结果,却是自由的,甚至分配的。高阶级可以选择享受更好的结果(比如财物、特权),低阶级只能承担所有恶果的损失(比如强拆、有毒食品等)。因此,对坚持人道主义就是对独裁专制的反抗。

从人类历史上看,河套文明与滨海文明因为地缘影响,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差别。河套文明更倾向于孕育乌托邦哲学,比如中国印度埃及等等,其中比较典型且固化的,就是中国。从尚书到礼记,记载了一整套古人理想中的社会模型,所谓: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 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后人则按照这一充满理想主义的幻象刻绘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地理历史,从来没有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的真实状态。整个文化犹如开着眼的瞎子,毫无逻辑的狂妄自大与毫无理由的自卑懦弱构成了一幅五千年蓝图。即便间或孕育出道家、心学等接近人文主义思想的哲学,也逃不过稍纵即逝,终遭摈弃的结果。这与河套流域的稳定、富饶、闲暇的地理环境,有着因果的关系。而诞生于滨海地域的文化,多接近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盖因其交通不便物产较薄常受海浪凌虐等因素所致,故此必须认清现实,凭借人力,正视自己和他人,才能结集社会,共同抗御。比如希腊。

河套文明和滨海文明之间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个偏向于积极、强势,力争上游并且为了传播自己的文化,不惜改变自己,同时有具有自我纠错能力,时刻反省,并且不断尝试进步。总体上来说,滨海文明呈现出的是一种人性的文化。而河套文明呈现出的文化则是复古,保守甚至是封闭性的。与其他文化表现不同,中国文化存在的目的是标榜自己有文化而已,中国文化人存在的目的也只是证明中国有文化而已。他们甚至创造出”国学”一词来试图证明中国文化的崇高性,但是却恰恰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如果说滨海文明产生的文化是:文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生存的更好。而河套文明产生的文化则是:人生存的目的是为了让文化看起来更好。这种现象恰恰体现了乌托邦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

狄俄尼索斯是希腊酒神,也是狂欢之神。是宙斯与忒拜的私生子,因为被赫拉嫉妒,一生颠沛流离,向人们传授酿酒技术,并且死而复活。是希腊神话中最人性化的一个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并以自己的生命传道,以自己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而赦免了人的罪,与上帝定了新约,并死后复活。也是一神教中最具有人道主义特质的一个篇章。我觉得耶稣基督与狄俄尼索斯之间有着某种宗教血缘传承关系,也是复兴希腊文明的一个开始。是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发源处,文艺复兴的奠基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乌托邦与人道主义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立足点就更坚实了。最近想找有关书籍读读,看能否找到这两者之间的佐证。不知道这部分是否有人研究过。

唐德刚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想,五千年来一直是乌托邦-先验主义的试验场,一直到民国,都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因此,中国文化更容易接受乌托邦思想的波及。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在人道主义的民主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制度之间选择的过程中,在历史惯性的必然驱使下,自然而然地转入专制制度(其实深究起来,当时国府制度也是偏向于集权,与共匪后来实行的专制制度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反观西方文明的发源-古希腊文化,却是泛哲学化的,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数论派、道源论、逻辑学、伦理学、数学都得到了发展。而中国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只有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而诸子百家中,唯一能够称得上哲学的思想,也唯有老子的道德经而已。这两相比较,事实上也存在着巨大的量上的差异。中国后世几乎所有带有实证主义意味的科学,几乎都源自于道家。而儒家除了在孟子那里绽放出精致的伦理学思想之外,其后都基本上沦为了为君道主义提供佐证的伪道学。人道主义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缺失,是中国一切问题存在的根源,也是未来中国所面临的大问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早在汉朝便消灭了奴隶制,但我对此一向保持疑议。首先,从诗经上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首先不能否认诗经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影响,并且应该重视这种影响的一贯性,以及两千多年来儒家对这种思想的不断回应。汉代儒博士孙叔通(这家伙是个三姓家奴)为刘邦制定朝臣之间的跪拜礼,并且将这一官礼推广到民间,形成层级递进的拜官制度,到清帝逊位方绝。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自由民的社会,那么这种象征归属权仪式的跪拜礼,必然不应该存在。而存在这种跪拜礼(层级结构的中心化奴隶制)的社会,必然属于奴隶社会。如果说这拜儒家所赐,必应不至于说我妄言。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汉代以后,中国是一个具有开明法度的奴隶社会,统治者一般不会破坏这一法度,并且还会经常适当地自我调整,以增加法度下的奴隶的自由度。但是,这种社会模式仍旧具有奴隶社会的一切特征:奴隶主(主要是指皇帝)对奴隶具有生杀予夺大权;奴隶主对奴隶的产出具有无偿占有的权利,但不承担任何义务;有一整套制度和礼仪保证奴隶社会的阶级差别;有完整的户籍和工籍制度,并且一般不可以转籍;除了赋税之外,奴隶必须无偿承担徭役。如果说这不是一个奴隶社会,什么才是奴隶社会呢?只不过那是一种比较好的奴隶社会,因为奴隶主为统治故,尚不愿意也不敢突破这部奴隶法。而今的奴隶社会,则是没有法度、朝令夕改、强词夺理、肆意蹂躏的奴隶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奴隶社会罢了。

美联储毫无悬念的加息了,这是十年来美联储第三次加息,也是最早的一次加息。武僧估计美联储今年加息最少三次,甚至可能达到四次。那么,到今年底,美联邦基金利息将达到2%。按照目前美国经济运行状况,重回十年前5%的高位,应该不是难事儿。加息之后,对中国的影响如下: 1、制造业更加困难,外资制造业撤资速度将更快,就业压力持续增加; 2、国际资本出逃速度将加快,外汇储备极度缩水; 3、毛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年底前将贬值到7.4左右,因为召开十九大的因素,政府将不会坐视毛币跌破7,5,但将为此付出巨大成本; 4、毛币将迎来又一次印刷高潮,下半年M1M2的数字将非常”好看” 5、通货膨胀将以感受得到的方式袭来,猪肉价格平均指数在年底有望突破24,甚至达到28的高位。

武僧总结的奴隶社会的十大特征,大家自己对照: 1、奴隶主对奴隶的生命具有生杀予夺大权,或者奴隶主杀死奴隶与奴隶杀死奴隶主,有着完全不同且差异显著的惩罚标准; 2、奴隶主对奴隶的产出具有无偿占有的权利,但不承担任何义务; 3、有一整套制度和礼仪保证奴隶社会的阶级差别; 4、有完整的户籍和工籍制度,并且一般不可以转籍,奴隶主与奴隶阶级固化,没有改籍空间; 5、除了赋税之外,奴隶必须无偿承担徭役; 6、奴隶不能逃跑,不能擅自离开所在地域,有户籍限制; 7、奴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 8、奴隶不得反抗奴隶主,不得表现出对奴隶主的不尊重乃至嘲讽,更不能批评; 9、奴隶不具有自主的婚育繁衍权,奴隶会承受肉刑; 10:奴隶没有包括决定其自身权利的参政议政权。

如果你认为这十条标准无误,请转发。

突然觉得中国人的生存方式,非常有趣。很像我当年八酒在炮局被关押的那段经历。到时候被因为一点小事被关到了小号。炮局的小号和其他的小号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有一个窗户。他和监室的窗户不太一样,监室的窗户外面有一条个士兵走过通道,而小号没有,我想是因为小号很小,不到四个平方,而且比较安全,所以就没有外面士兵走的那层。所以在小号反而能看到蓝天。我突然觉得中国的状态就和我当年在炮局里面小号的那个状态一样,一个两米乘不到两米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非常肮脏,非常非常臭。但是你却抬头就能看到蓝天,但是那个蓝天的又可望不可及。他离你大概有3米5高,四米高的样子,你又爬不上去,但是通过窗户就可以看到他。现代民主制度就是,中国所在的一个小号,狭窄空间,顶上的窗户,通过它你能看到蓝天,那蓝天就是现代民主的希望,但是你似乎永远够不到,永远够不到似的。你必须特别努力,才能,用手指尖接触一点点,那个蓝天的感觉。

专制政权的灭亡,有它一定的规律。首先它会疯狂的集权,将过去为了适应环境而有限分散的权利重新集中回来,这其中自然有统治者个人独裁的野心,同时也有极权本身扩张的动力。因为不扩张就满足不了组织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接下来就是在经济上进行清洗,以筹措扩张所需要的庞大的资金。第三步因为经济收紧导致民间经济和企业(手工业者)破产,连锁反应导致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毫无悬念地启动维稳模式,使用大量军警力量维持统治,排除思想异己。接下来会发现,对外扩张与对内维稳两个方面的巨资消耗,造成财政进一步紧张。而对外扩张和对内维稳都已经启动,已然无法停止,整个极权力量分布严重不均衡,力量不足。正如孙子所言:守则不足。因为处处防备,也就等同于没有防备了。故此,极权者只有两条选择,如果对外扩张形式尚没有形成气候,必然选择对外妥协而加大对内维稳。但是这种妥协必然同样耗损自身力量,加大需要维稳的面积,仍旧处于守之不足的状态,社会矛盾加剧,处处火药桶,社会控制能力大幅下降。此时发动对内的战争动员,发动一部分人对抗另外一部分人;给一部分人希望,给另一部分人绝望。极权如同走钢丝,走过了是运气,走不过是常态。另一种选择是对外战争,同时化解内部矛盾,同仇敌忾宣传。但是其结果是外战必输,但是内部矛盾获得缓和。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没有胜算把握的战争,本质上就是一种维稳目的。但这也如同走钢丝,要看外部战争引发的面积,稍有不慎,即全面溃败。战争与维稳是末期最重要的主题,社会控制能力的丧失是着力点,推动专制走入绝境是事半功倍,令其守无可守是窍门,大崩溃时力挽狂澜是努力方向。

专制政体本质上就是一种奴隶制。初期首要的问题是要将自由人转化为奴隶,这就需要一种乌托邦思想,比如太平天国的天堂论,比如国际共运的共产主义。通过弥撒的形式,让初选民成为受膏者。它必须要挖掘人对高尚的需求,强化这种需求,并且与不高尚形成水火一样的对立,鼓励从肉体上消灭反乌托邦的那种情绪。让奴隶误以为自己是进化的人,从而丧失人性,崇尚神性。乌托邦是属神的,是先验的。人性是属人的,是经验的。因此,反抗乌托邦的唯一方法是重归人性,唯一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因果,也是救赎,是选择的自由和承担结果的责任。在神是行基督的道,以孩童的面貌回归神国。在佛就是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因此,崇拜他人的完美能够成就神性的,即是卖身为奴。相信人有原罪但最终能获得救赎的,就是奴隶的自我解放。

丁酉隨想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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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上,一部分人認為自己應該可以同任何一個他所看上的女人或男人睡覺,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每一個男人或女人,只應該與另一位女人或男人共度餘生;一些人認為沒有私有財產根據需求分配的田園牧歌制度是最完美的,而另外一部分則認為人人應該通過自己的能力和張揚欲望,使自己過的比其他人更好;一部人人認為利他主義是美好社會的特徵,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利己主義是世界進步的原動力。現代民主政治的選擇就是在這些相互矛盾並各自極端的思潮中謀取平衡。而極權主義則力圖在這種兩可抉擇中,消滅他們所不喜歡的一部分思想和擁有這種思想的人。


馬克思韋伯寫了本小冊子,叫做《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很多人據此想當然地認為,基督教孕育了現代民主制度。且不說這些想當然者是否讀過韋伯的這部作品(韋伯在書中所論述的也不是他們所認為的那回事),單從書名上,就可以看出韋伯的立論是在新教之上。基督新教與猶太舊教的差別在於:上帝作為神格化獨一真神,不再干涉地上眾生的價值評判;以宣教模式代替了舊教中的懲罰模式;以自我犧牲代替了舊教的奉祭犧牲模式;以耶穌的道成肉身解放了眾生原罪下的永劫輪回;以因信得救代替了舊教的殺伐異端;以普世得救代替了舊教的種姓神選。新教的倫理價值正在於此,新教的資本主義土壤也在無此。

對於執政者來說,真正的敵人總是來自執政圈內部,圈子內部有機會登上執政頂峰者,才是現有執政人最大的敵人。無論專制政權還是民主政權,莫不如此。唯一不同的是,民主政權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競爭制度,制度的標準可以以選票多寡而量化衡量。而獨裁專制政權的程式標準是屠殺與算計,唯有幹掉或者幹倒競爭對手,才是勝利。因此,獨裁政權總是伴隨著血淋淋的歷史。而人民,在專制國家,要麼是唾棄的物件,要麼是可以無視的群體。在民主國家,也只不過是爭取的對象。儘管本質上人民的作用有限,但是境遇卻天壤之別。所以,人民也沒必要將政治太過當真,算不得象牙塔中的神聖之物。人民真正應該關心的,是自身在當政者眼裏是隨手可以碾死的螞蟻,還是可以用來裝飾的金箔。

儒家講不知生焉知死,故此不語亂力怪神;佛家說不知死焉知生,故說無掛礙故無有恐怖。知生者追求人生的綻放,死後光宗耀祖。知死者追求死的解脫,生時了無羈絆。儒家因不知死而慎生,故此強調忠孝節義,避免死後尷尬。佛教知死而厭生,強調無我人眾生壽者,避免生時受各種欲望牽引。

締結一個社群的基本原則是信任,鏈結相互信任的基礎,是基於宗族、信仰、利益、教化和社團。極權專制主義者,最熱衷於打破這五種信任的基礎,而一旦這五種基礎被打破,社會便成為一團散沙,整合力消失、榮譽感喪失、價值觀被顛覆,成為所有社會中最骯髒、最下流的社會。因此重建這一社會,將是一個艱苦卓絕的工程。人類六千多年歷史上,少有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社群能夠將支撐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的五大基礎顛覆的如此徹底。這也就是信仰在現下中國的珍貴所在,耶穌(此處以基督教為例)以其道成肉身的卓絕,重塑了人與神之間的關係,重新彰顯了人性中被淹沒的神性,重新強調了人的作用和價值。這種不與舊勢力同流合污的徹底決裂,和基於人道主義立場的自我強化,成為西元以來新世界的開端。所以“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反抗的本質就是重建自信的過程,從一個人的自信走到一個團體重構信任的過程。這種自信,來源於正確的信仰,那就是:對自身神性的認可,對他人神性的尊重和對整個世界為神的意旨的信仰。

每次貼有關於宗教信仰的帖子,就總有人問我你信什麼?你為什麼信這個而不信那個?你覺得基督教和佛教哪個是正教哪個是邪教…對於此類問題我在此貼一併作答,並且今後不再回答類似問題。第一,我即不是佛陀也不是耶穌,他們誰是正是邪我沒有能力評判,更不能僭越佛陀與基督進行評判(如果能夠評判佛陀與基督孰正孰邪必定應該高於他們的存在吧),我只是他們的學習者而已,追求的是解脫。第二,佛教與基督教孰高孰低的問題其實佛陀與基督也說了不算(因為沒有自己評判自己優劣對錯的,並且評判必須尋找一個更高階的存在來進行,而作為唯一真神或者佛陀,都沒有更高階的存在)。第三,作為我個人,基督徒得救和佛教徒的解脫是我所嚮往的。但是我也要選擇哪一個更適合我的心性,更對峙我的缺陷,更有助於我面對現實的問題。第四,我認為佛教所教與基督教所教之真理沒有本質差別,只有路徑不同。一個是籍著造者認識所造,一個是觀待所造去認識造者。人是有缺陷的動物,地緣隔絕更造成了數千年前人們的理解能力有限,全能的造物主不會對當時赤道的人講北極的事。作為佛教徒,我也只能以努力修行從而獲得身心的徹底解脫來證明佛教是正道,其他的我一律也證明不了。因為到山頂的路可能不只一條。

亞里斯多德將人定義為自然的生命,同時具有政治能力。福柯則認為人是被政治框架定義了的非自然屬性的自然生命。這一從人----社會人的轉變,是現代政治社會轉變的客觀寫照。現代政治學諸種思潮,從自然主義到自由主義,從保守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都強調了人在政治框架下的生命呈現,強調了政治的正確性和政治正確的前提下對人的重新估值。從這一視角下進行考量,無論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人這一被逐漸物化和利益化的政治個體,其來源與去向竟驚人地趨同。這也說明了在當今國際政治環境中民主人權與專制集權不斷妥協、媾和甚至交配的現實悖論。於是,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回歸,回歸人道主義的本質,回歸人的價值,回歸亞里斯多德關於自然人的根本前提,重新定義現代政治的來源,方向與目的。

人道主義這一哲學概念肈始於新教改革,濫觴於文藝復興。是人的權利與人的價值的重光。人道主義並不僅僅是關於人的生命的權利,它還包括著生命的本質、人生的意義、人的目的和人的價值以及關於人的因果律等內容。人道主義的缺位,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也是世界的主要問題之一。近年來人權概念混淆不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道主義的缺位造成的。比如我曾經談到過清算,並說中國最缺少的就是一場對思想的徹底清算,有朋友就認為這是非人道主義的。事實恰恰相反,人道主義一個最基本的要點,就是尊重人自由選擇的權利。當一個人徹底地擁有選擇的自由,他也同樣徹底地擁有承擔這種結果的義務。因為這是對所有人都公平的一種樣態,也是可以推廣及於普世的一種人道主義選擇。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最利於自身的存在方式卻可以不承擔他所選擇的結果的時候,這就是獨裁和專制,是最徹底地非人道主義的。因此清算本身並不是反人道,而沒有原則的赦免才是。當然,如何清算、如何分清哪些是因為全體國民共同犯罪導致的個人選擇障礙,被迫選擇的因素,哪些是主動選擇並所應該承擔的後果,以及個人在選擇過後的懺悔心理以及補救行動,則是如何清算以及建立清算體系所要面臨的問題。

毋庸置疑,臺灣是中華民族民主化進程的先行者和探索者,獨特的傳統中華文明與普世價值為核心的現代政治模式。臺灣政府對2.28事件的清算,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清算社會主義災難的又一個模版。中國自史以來,從來沒有經歷過一次徹底的,以人的價值為本位的,公平的社會清算,中國人也幾乎從來沒有籍此反思過自己在歷史中的作用和植根於生命價值的善惡。清算2.28的倡議在歷史上可能是首次。如果台府能夠摒棄党爭,形成一個獨立於各黨派,有各階層廣泛參與的調查清算機構,用嚴謹的態度和學養,徹底對2.28事件還原歷史真相,厘清歷史責任,進而達成在真相下的和解,不僅僅是對臺灣,對未來的中國都將意義重大!

神權和人權各有其邊界。舉個例子,幾乎所有宗教信仰者都會認為自己的信仰是宇宙所至高無上的。這很正確,因為在基督教因信稱義,在佛教信為道源。但是如果將自己的這個信強加於他人的時候,問題就來了。比如說,世間萬物由神所創造,那麼在萬事發生之初誰有權力界定那些是神跡或者神所納悅,哪些不是?當你言說這個世界是獨一真神所創造,並且其他一切與這個言說不同的判斷都是錯誤的時候,事實上你並不是僅僅描述一個事實,而是將自己置於一個可以認證、證明和判斷神跡的高度,甚至說,你已經將自己置於神之上。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是神所創造,所有都歸於神,那麼萬事相侵,勝者為神跡自是無疑,那麼那些失敗的,也是神納悅的麼?比如很多普粉稱川普是上帝意旨的體現。這時你仍舊將自己置於神之上,並且埋下了隱患,那就是如果川普最終證明是有害於美國或者人類,那麼他還是上帝意旨的體現嗎?這將使你陷入兩難悖論。所以,無論是信仰任何一種宗教,應該時時警醒自己是信仰者,而不是高於被信仰本身的裁判者。

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人類是不是有原罪。從基督教角度來說,夏娃受到誘惑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因此人類的原罪是有生具來的,伊斯蘭教也一樣。佛教認為人從無始劫來無明障蔽故罪大惡極。從人類學角度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動物對種族滅絕有特殊的愛好與能力,一種是黑猩猩,另外一種就是智人。智人這種動物從非洲的露西繁衍至今,似乎從骨子裏就是為了滅絕這個地球而存在的,幸虧有這種懺悔精神的制約,人類學會了如何與這個地球相處。這個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並不需要衍生出複雜的哲學和社會學,數學乃至物理學一整套的邏輯和實證,只有人類才需要。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人類這個物種骨子裏與生俱來的侵略性和佔有欲對這個地球帶來的徹底傷害能力。這也許正是宗教意義上人類原罪的本質:分別善惡、知羞恥和貪嗔癡慢疑等等諸般。

丁酉隨想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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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融融,難免踏青。不過這次踏青時間長了點,整整半個月,在閩東山水中徜徉,和朋友一起爬了七八座山,溯了兩條溪,看了一次海,拜訪了幾座古村和古鎮,去了雙溪藝術家公社,探了一座埋藏在深山中被人盜掘一空的古墓,可惜沒有見到小龍女。連續喝了十幾天的大酒,其中兩次斷片。同時,也寫了近二十份隨筆,分成兩篇貼在這裡。


剛剛朋友推薦了劉軍寧的一篇關於理性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文章。我認為,其中將理性主義用烏托邦替換下,這文章是成立的。否則,劉軍寧有故意混淆理性主義和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之間界限的嫌疑。首先,烏托邦並不是理性主義的產物,相反,以笛卡爾、斯賓諾莎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在批判烏托邦主義的過程中,可以說是居功厥偉。烏托邦的本源是神秘主義,基本上是不承認人,特別是普通人的理性價值的,在哲學上他們尊崇的是至高道德或者至高理性。而理性主義則堅信通過人的邏輯、經驗可以推動社會發展和人類群體的進步,即哈耶克所言的人和價值(人類理性的總和產生的推動價值)。烏托邦與理性主義二者界限明顯不能混同的。而保守主義更傾向於保守舊的,經過長期經驗所證明具有社會價值的價值觀。應該說保守主義是在理性主義基礎上產生的更溫和的一種思想。這兩者倒是更接近些。劉軍甯在文章中還將理性主義與激進主義畫上了約等於號,這就更離譜了。縱觀人類歷史上,似乎沒有哪一次的革命或者人道災難,是理性主義者推動的,而大部分是烏托邦主義者所推動的。在文章的最後,劉軍寧提到的斯多葛學派,又恰恰是烏托邦主義流派中的一個源頭,其所信奉的世界理性,又恰恰是烏托邦主義後期發展的重要理論支柱。劉軍甯的文章,混淆了很多哲學基本概念,實在令人不解。

人道主義是近代 被異化最嚴重的一個概念,在世界很多國家的課堂,特別是中俄等專制國家的課堂裏,人道主義基本上成為了人道救援的代名詞,成為反暴力、反革命的標籤,成為了奴化人民的一個緊箍咒。人道主義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以人的價值和道義標準為基礎,尊重人的意願和人的價值,進而尊重一切生物乃至尊重整個世界。人道主義的出發點不是尊重,而是在人的意願與價值的達成,其臨界點是其行為不侵犯他人的意願與價值。人道主義是現代政治理念的哲學基礎,它首先在現有體制下保護每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利的同時,限制這種權利對他人產生損害。用薩特的人道主義觀點來說,首先保證的是人的選擇權,同時利用法律和制度,來明確、保護乃至賦予人在自由選擇前提下所應該承擔的結果。比如,人道主義並不為反對犯罪而反對犯罪,人道主義強調的是,一個人在犯罪的情況下也應該受到一套公正的法律以保證或強行迫使犯罪者承擔所應當承擔的後果。如果一個社會,犯罪者可以通過特權不去承擔其犯罪後果,或者守法並追求幸福的人無法保證自己獲得幸福的結果,這兩種情況都是反人道主義的。至於預防犯罪,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那是道德和教育的事情,政治和法律並不能越俎代庖。

在中國,被玩壞了的政治與哲學概念實在太多了。早上我舉了人道主義這個概念為例子,相似乃至更有甚者的更多。比如左派和右派這一對政治學概念,你在中國語境中永遠爭論不清。這個問題從八十年代爭論至今,後來乾脆整了個中國的左派和右派這一對政治學之外的名詞,結果不但沒有清理清楚,相反更加混亂了。再比如革命與反革命,在中國,無論你是主張革命的還是反對革命的,結果都一樣會落個反革命的罪名。你追求社會進步社會轉型,明顯是革命路徑,最終也會帶上反革命的帽子。其實,就連革命這個詞本身,早就與其政治學含義失之毫釐謬之千里了。而將革命與殺人屠殺掛鈎,就更是狼子野心,故意歪曲了。

說中國人沒有邏輯,不講邏輯。這也算是難為中國人了。連基本的邏輯辭彙含義都混淆不清,近乎詭辯式的辯證法的濫觴,邏輯關係是沒有辦法建立的。偷換概念,曲解詞義者盛行,以搏取政治好處。這基本上是六十多年來中國政治、哲學和科學界的普遍現象。

所有的專制,從初期都是末日論信徒。他們相信一個舊的世界將被打碎,一個新的世界將建立。而在這個新的世界中,自己將幸運地成為選民。無論是閔采兒式的基督教革命,還是朱毛之流的所謂階級革命,莫不如此。而當革命成功之後,選民們自然成為人上之人,他們君臨天下,擘畫一切,當然也就成了新的”選民階級”。因為所有”選民”都想得到”選民”的一切,因此上最終一定會落到自相殘殺的境地。這就是一切以階層為目的的革命的最終結果,歷史上沒有一次沒有應驗過的。因此,所有以打破舊階層建立新階層為目的的革命,最終都必歸於失敗。

我總是想到我十六七歲那年,尼采的查拉斯圖拉如是說一書四九年後首次出版發行,當時早晨五六點鐘騎自行車去西單新華書店排隊買書的情景。當時激動的心情一方面來自對西方哲學家的崇拜,另一方面來自于作為中國人首次與世界”先進”哲學近距離接觸的快感。八九之後找不到工作,被迫在圖書館埋頭苦讀了一年,才知道早在40年代,尼氏的作品早有善本翻譯。而當時的我,對民國思想的認識還停留在海國圖志的階段。其實,中國思想界自四九年被閹割之後,一直沒有再度成熟起來(民國時期中國思想界基本上已經接近人類共同成熟的標準),他們只不過從嬰兒期、兒童期、青年期一點點艱難的成長著,所出現的知識份子精英則不過是嬰兒期的、童年期的,最高不過是少年期的,充其量不過是初中校園尖子生。即便如此,還要被極權政府一茬茬割韭菜般的打壓。在這種知識層次和學術見地下,還要為引領世界,甚至得出二十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之類稚子托大的話,著實難免可笑。

托洛茨基認為,共產主義人類改造計畫的目標是,通過人工干預和社會教育框架,人人獲得健康的體魄,沒有病痛和衰老,協調和敏銳,每個人心智無比的健全,愛好藝術和科學,通過教育和技術改造,使人人都能像亞里斯多德、歌德或者馬克思一樣,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人類的更高使命。這一烏托邦理想到了實踐中,則變成了史達林的人類改造計畫,他命令伊萬諾夫進行實驗,用黑猩猩的精子讓婦女懷孕,並謀求誕生一種強壯無比的,無需過多智慧和思辨能力,聽從指揮,以少量飲食並且能夠忍受疼痛和各種不適的新戰士,用以完成他全球共產主義化的征伐。這種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巨大差異,正好證明了反人道主義烏托邦的本質:用某種高尚的情感包裝下的罪惡欲望。它比納粹的淨化日爾曼血統的目標與過程相比顯得溫情脈脈一些,但其實質過程更殘酷血腥。順帶說一句,這種托洛茨基--史達林式的人體改造計畫,在中國可能走的更遠,像周帶魚這樣的新人類、新戰士正在茁壯成長。

人道主義的”道”具有三重特性,第一特性是邏輯性的,解釋了人是什麼的問題。人的價值,人的特徵,人的思想精神所應該保守的和堅持的。如果邏輯性的人之道被打破,則人將被物化,淪為工具。第二特性是路徑性的,解釋了人是從哪里來的。今天的人何以從昨天的人走到今天,人的路徑依賴過程,以及從經驗中總結歸納提取的因果規律。如果打破這一特性的人之道,則人將成為可塑造的,割裂傳統與因果的,從而喪失底線,淪為生物。第三特性是神性的,在現有的路徑依賴和邏輯架構下,自我超越現實局限性,從而完成人格的強化。或者說是以今日之因來開創未來的新果。打破這一特徵的人之道,人類將失去希望,喪失未來,藝術文化科技的進步將停止。最終自我毀滅。

我以前曾經嘗試著將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做一個比對,想將羅伯斯庇爾和列寧做個橫向對比。不過最近突然覺得當時的方法有問題。當年我採用的方式是,將歷史事件置入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中,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過多的將歷史的責任強加於個人之上(儘管歷史中的個人或者其主觀意識形態或者為歷史過程中各種內外部壓力使然,的確值得譴責),個人成為了歷史的紐扣,於是歷史進入了宿命論的必然性,除了穿越回去將這歷史的罪魁禍首扼殺于繈褓中之外,別無他法。而當我試圖將歷史中的個人置入到歷史場景之中去觀待,卻發現由每個人共同創造的歷史,其借鑒意義和學術價值更大,因為在這種關照下,歷史中普通個人的選擇性,才可以直接影響到歷史進程本身。將歷史的責任強加到某一個個人身上的做法,是普羅大眾推卸責任的做法,是一種懦夫的做法。而中國歷史研究,普遍採取這種做法。

開普勒452b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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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4日淩晨12點,美國宇航局通過開普勒太空望遠鏡,經過長達數年的觀測,終於發現距離地球1400光年外天鵝座存在著一顆與地球近似度98%的行星:開普勒452b。這是一件可能轟動天文界的重大事件,也非常可能對未來天文觀測和宇航技術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變化來源於人類對宇宙的認知和對探索未知領域,以及對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同伴前所未有的探尋熱情。也許過不了多久,第一顆外太空探測裝置將問世,並以特殊的方式,去逐漸揭開這顆宜居行星的真實面紗。


然而,這一切似乎與中國無關。因為中國科學家幾乎都在拼命研究一種稱之為“中國夢”的偽科學現象。這是中國科學界的悲哀,也是中國人的悲哀。

如今,世界科學界正在醞釀著異常劇烈的變革,這種變革將深刻的影響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走向。從理論物理到量子力學,科學哲學的發展正在衝擊著固有的社會哲學指導下的社會秩序。社交網路、穀歌眼鏡和3D列印,分別從三個方面動搖著傳統社會的根基:自媒體技術、自出版技術和自生產技術。

新的社會將更少地依賴集體力量與智慧,更多地圍繞個體中心來發展,各人創新與個體創造將成為未來社會主流趨勢,從而個體經濟也講徹底改變社會經濟結構。眾籌模式就是這種經濟結構改變的一個開始,也許過不了二十幾年,人類社會將呈現出成熟的,與今天大不一樣的,但是更有利於人類進步和個體發展的新模式。

這個模式很可能仍舊與中國無關。因為當整個世界正在從圍繞權力中心運作轉而逐漸圍繞個體中心運轉的時候,中國卻在重新回到權力中心和國營經濟的老路上,為保持權力中心運作的可行性,中國當局必然地要構造一個與世界潮流相隔絕的防火牆。這也是近兩三年中國政治局面全面倒退的哲學成因。

與NASA今天淩晨的資訊爆炸更令人歡欣鼓舞的,是今年年初NASA公佈的另外一項研究結果,在NASA支持的一項長髮數十年的大學研究專案:時空漩渦理論的驗證,於今年一月終於獲得最終資料。這一實驗證實了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一個重要的預言,就是隨著地球自傳,在地球周圍會形成一個時空的漩渦,這一漩渦是由地球品質所引發的。這一實驗的成功,為人類認識宇宙大爆炸原點以來時間與空間座標的演進提供了這個全新的認識視角:時間與空間並不是線性載體,而是與多重維度座標交織在一起的粘稠物,在這粘稠物中任何一物,由於其固有的品質與運動能量,也擁有其物自己的維度漩渦,而因籍著每一物的品質與運動能量不同,每一物所擁有的維度曲度也各不相同(這一假設是本人十幾年前做理論物理研究時提出的)。

這一假設如果成立,那麼圍繞著個體社會的轉變,將更加迅猛,每一個社會人都將確立自己的社會中心地位,人類個體的解放將帶來人類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量子力學近幾十年的研究中,一些激動人心的成果也在不斷接近這一事實。例如波粒二象性: 當一個微小粒子被釋放到一個空間中,它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但是奇怪的是,當觀察者用儀器去觀測它時,它馬上呈現出粒子的狀態。這一令人驚異的觀測結果,讓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它顛覆了我們對真實世界的定義,換句話說你世界的真實性只與你有意義,或者說你認為的真實世界只存在於你預設的真實當中。這一事實表明,人作為物質世界的在場者,有能力與世界產生互動式的影響。

另外一個令人震驚的觀測結果,是測不淮原理:微小粒子被釋放到一個空間中,從空間的a端到b端,該粒子在所有可能的路徑上同時出現。而最終出現的路徑,同樣決定於觀察者所觀察的路徑。這一現象,可謂是徹底顛覆了人類對時間和空間早期的線性的認識,與廣義相對論時空扭曲(漩渦)理論不謀而合。比如,你可以將其想像為人類的歷史,如果人類歷史所有可能性組成一個集合,而實際上的歷史路徑,唯取決你如何去認識它。由此實驗而引發了一門新的科學概念,即平行宇宙概念。同時還引發了各種穿越小說大爆棚。

各種現代科學和現代哲學,都指向一個原點:即個體中心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顛覆了傳統以國家或者民族、教團為基礎的極權主義思維方式,向個體中心的豐富多彩的世界呈現,從扁平化的地球村,走向人的聯合體。今後的世界區分牛逼國家與傻逼國家的標準將是:牛逼國家擁有一批牛逼的個體人,而傻逼國家則擁有一批沒有思想的傻逼和事實上比他們更傻逼的大救星。

然而,這一切仍舊與中國無關。

二零一五年五月,因為赴約聖觀法師的飯局,我被煽動顛覆了一個月。在這個奇葩的國家,蹭頓飯都能顛覆政權,也算個樂子。所以,面對提審我的警官,我也是一副中了大獎的心態。


提審首先問我煽動顛覆政權的事兒。我說:我從89年因六四被捕至今,參與過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參與過組建中國民主黨,參與過零八憲章,也是你們武漢秦永敏先生人權觀察的最早一批觀察員,也參與過不少維權活動,應該也算得上是老資歷的運動員了,可是25年來,我連我老婆都沒煽動成功。就拿年初曲阜事件來說,大年初一我就直奔了曲阜,且不說我能煽動誰,就算你是我的親兄弟,大年初一不讓你在家好好過年,拉你去圍觀一個人權事件,還充滿了危險,我估計你肯定不去。你說我能煽動什麼人?

你們看看現在參與維權的都是什麼人?訪民群體占了絕大多數。政府強拆一個村子,就煽動幾百訪民上街;下崗幾萬工人,就有幾千工人成為戰士;計生一個婦女,就煽動了一家老小,誰才是顛覆政府的煽動者?恰恰是政府。

你的意思是政府煽動顛覆政府?提審問。

我說:事實擺在那裏,就是如此。

那你認為你反對不反對中共?他們問。

當然反共。我回答:從八九年起我就反對他。用槍炮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難道不應該被反對?強拆人家難道不該被反對?平人家祖墳難道不該反對?嫖宿幼女難道不該被反對?經濟搞得如此之糟糕難道不該被反對?……

提審打斷我說:中共也做過一些好事情吧?

我回答:也有。舉個例子說吧,有這麼一個村子,所有的村民家裏都用上了高壓鍋。而村裏的一個傻逼也做了一個,不過他做的這個跟別人家的不一樣,沒有洩氣閥門。你說他一點好事也不幹吧?也不對。他每天把高壓鍋擦的鋥光瓦亮,甚至給這個高壓鍋表面鍍上金。可是,你他媽就是用金子鑄這麼一個沒有排氣閥的高壓鍋,他該炸還是得炸啊!

聞罷,提審不再跟我探討這個話題,就問我怎麼看待西方的自由民主。我告訴他,西方的憲政人權民主自由,是保障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力的保護傘。對於人來說,這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情了。而後,我話鋒一轉,說:話說回來,中國人配享受這些高貴的權力嗎?一個肆意抓捕良心犯,一個連言論都不敢發出的民族,你覺得你們配得上這些只有高貴的人才配享受的權力嗎?

兩個提審半天沒說話,過了許久,才說:你也不能說的這麼絕對吧。

我給他們講了個真實的故事,我一個朋友,也因參與八九學生運動而坐牢,出來後直接移民了。那年我送他,他跟我說:中國人就不值得我們付出,你為他們爭權力,他們朝你吐吐沫。

這就是中國。

丁酉隨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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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17年春節期間,自己思考的一些片段。這些片段,曾一條條發到微信朋友圈,今天將這些思考的片段整理出來,也許會接下去繼續深入的思考。就在我寫前面這兩句話的空檔,一大波(是一大波,不是長了個大波)警員闖入我家,美其名曰找我了解情況,沒有任何手續,將我帶到派出所,問了一些八桿子打不著的事情。三個小時後,我才回到家,待心情平復下來,寫完這幾句話,將其發到零網,也算個存檔。(備註:今天是2017/2/10)


美國之所以從二戰前一個二流國家,在短短十幾年裏超越了他的老爸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憑藉的是他高舉著正義良知民主和人權的旗幟,承擔著世界終極夢想的義務。這是幾十年來美國所不斷付出的,也是其所不斷獲得的。如今,特朗普拋開這一切,說我應該從中獲得更多!那麼,上帝會連同他已經得到的,全部收回去。

在中國,將獨裁者信成救世主的,和把佛陀信成裝飾品的,以及將神信成劊子手的人一樣多,而且多有交集。這種信仰歧視的本質,都同樣來源於專制主義的奴性,和對他所信仰的深刻的懷疑。

人們總是能在意識中創造雙重標準。他們一方面批判專制主義禍國殃民的同時,卻期盼著另外一種專制主義將前一種推翻;或者他們譴責一種極端宗教屠殺人類,卻希望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能夠將前一種屠殺殆盡;或者他們努力將自己的產品在世界暢行無阻,卻希望建一堵牆將他人的產品擋在外面。這種雙重思想的根源,就在於他們放棄了堅信自己曾經堅信的規則、制度和契約,並且放棄了對它們的守護,準備用暴力去解決這個問題。殊不知,暴力只有在維護規則、制度和契約的價值、正義和公平的時候才有效和正當,反之則必然失敗。

其實,我們正在爭取的,是一個人成為他想成為的那個人的權利,以及保證這種想法能夠達成,並受到整個社會的一套由法律、道德和習慣組成的公正透明的制度公平對待的權利。這是一種自由,選擇權的自由以及對選擇後產生的結果進行承擔的義務。哪怕這種選擇是罪惡的,但畢竟選擇權本身不是罪惡也不可以被剝奪。明白了這個,你就有資格高喊:打倒極權,自由萬歲!

極權主義並不是從一開始就面目猙獰的,甚至於在起初,它總是以善的化身來顯現。比如馬克思的聯合、太平天國的平等、裕仁天皇的共榮、希特勒的讓日爾曼再度偉大、土共的消滅專制等等,他們幾乎都有這同一個出身:善的出身。同時,他們也都有著同一個歸宿:惡的歸宿!這條路經在歷史上從來沒有更改過。因此我總是對偉大的人、善的事業和良好的出發點抱有深刻的懷疑。

這個世界沒有人是萬能的和全知的。人對任何一個物體在不改變角度的前提下,最多只能看到它面積的百分之五十。因此沒有人能夠評判他人,甚至法律也不能。因此在判例法體制下,真正審判一個人有罪的,事實上不是法庭,而是陪審團。因為法庭沒有判一個人有罪或無罪的權利,而只有民眾有,因為只有他們才知道,任由這種行為持續下去是否會對他人帶來傷害。法庭只能夠通過一次次的庭審所獲得的經驗,來進行最後的宣判。判例法是經驗主義的,而大陸法系則是烏托邦式,它無視自由和個體,完全依靠想像來確定一個人的法律地位。他們將自己當做了上帝,卻沒有上帝的全知和全能。法律如此,推而廣之,政府也是如此。

一個人因為他的局限性,和他的立場所導致的局限性,因此決定了他不能評判他人,所以才需要不同的一些人共同來評判一個事物,這正是陪審團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因為他人正站在與你不同的角度並看到這個物體你所看不到的那個面。此外,我們還需要科學進入到事物的內部和外部,需要哲學和歷史進入到事物的過去和未來。需要宗教站在事物未成之前與敗壞之後。儘管這努力很渺小,但是人們必須不斷地接近事物的真相,才能瞭解個大概。人永遠也只能走在接近真理的路上,所有標榜自己擁有真理或者就是真理本身的,都是謊言和欺騙。

世界上只有兩種宗教,一種是通過造者(如上帝)去觀待所造,一種是通過所造(如宇宙)去認識造者。前者如天主基督伊斯蘭等,後者如佛道瑜伽等。但不論那種,其最終的目的都是使人認識自己。因為造者與所造,是不二的。就像達利與他的創作,即便是再頂級的藝術鑒賞家也無法清楚的說明達利或者他的畫作,達利只有他的畫能夠證明,而達利的畫也只有達利能夠說清。因此,無論是基督徒還是佛教徒,認為他能夠把握上帝或者這個宇宙的本質,都是虛妄的,因為無論對於造者和所造來說,他都是被造中最渺小的一部分。所以,人類最大的僭越,就是妄圖站在造者或者所造的整體的角度代言。人類所有的災難大多源於此,人類所有的專制與獨裁,也大多源於此。

從目前經驗來看,人類宗教總體上要經歷三個階段才能成熟。拿基督信仰為例,第一個階段是黎明階段,作為耶穌的使徒仍舊在世間原本地傳播神的旨意。第二個階段,是壟斷階段。對神的信仰由少數人壟斷,比如教會,比如宗教裁判所。第三個階段是普世階段,任何人不必通過壟斷的牧者,都可以直接與上帝交集,獲得啟示或者禱告。佛教也是如此。佛陀在世三次集結到那爛陀早期,是黎明階段。那爛陀晚期到慧能前是黑暗階段,類似於基督教中世紀,佛陀的教言解釋權和懺悔權被少數僧侶所把持,甚至慧能在得到弘忍衣缽後還被追殺以至於不得不隱遁。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慧能後的時代,類似於基督教宗教改革。慧能提出見性成佛,使得每一個佛教徒均能成佛,而不再受高級僧侶階層轄制(同時期還有廣弘念佛法門強調萬修萬人去的善導大師)進入到普世的成熟階段。從目前人類普世宗教來看,這三個階段必不可少的。而伊斯蘭教,目前尚處於第二階段,還沒有進入第三階段。反觀迫使基督教改革的由十三世紀蒙古鐵騎引發十四世紀文藝復興(人的復興)到十五世紀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佛教也經過了周武宗滅佛到唐代的文化開放到佛教的改革。二者都有一支”上帝之鞭“迫使其改變。也許,如今的伊斯蘭教也正缺少這一鞭,而走向成熟。

我是回民,但我是個佛教徒,之所以我不信仰伊斯蘭教,除了我喜歡從瞭解所造進而認識造者之外(主要是我認知的短淺造成的),我同時也認為伊斯蘭教尚未成熟為普世宗教。什麼是伊斯蘭教成為普世宗教的標誌呢?首先,古蘭經可以用任何一個國家的語言所教授和印刷(目前只有沙烏地阿拉伯有各語種印經處),同時古蘭經可以以各國自己的語言念誦,第三,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熟悉的語言向真主祈禱和禮拜,第四,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修行來獲得與真主的直接溝通,包括啟示,並且可以沒有任何障礙和恐懼地向公眾表達。這將是伊斯蘭教普世化的標誌,也是當年穆罕默德所做過的。願主安拉垂憫,將大能行於信眾之中!

正是由於人的視野的局限性,沒有人能夠在一個角度上看到事物的全貌,故此言論自由是社會進步最根本的保障。沒有言論自由的世界就根本無法接近瞭解世界的真相。因為總有人是站在和你不同的角度如看待事物。在崇尚真實的表達的社會中,才有社會的進步。否則就是盲人摸象。所以說,言論自由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否則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社會的崩潰必定現於眼前。

我一向認為,宗教是個人的事情。總體上應該對認識人生、認識自我、認識世界,對得救和解脫,對認識人的來源和去向,對終極的目的有所認識。我也是依照這個選擇來對待宗教。而佛教對這一點給我了很多。例如佛教教言,依法不依人,依經不依義,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對我的影響很大。讓我養成了盡可能的不依主觀意識評判人,不依言論取捨人。因此對於權力者,我也養成了從來不管他怎麼說,只看他怎麼做的習慣。說的再好聽,他所守護的價值觀卻騙不了人,是專制還是民主,一眼望去無比清晰。因此,我也不會守護善或者同情心,乃至利益。我所守護的,是一種價值觀和人類普世的,不可動搖的,可施四海而皆准的規則。

對大多數人來說,真相並不總是那麼今人神往。比如生命的真相就在於你生存的每一天的意義就是一分一秒地接近死亡。比如說你填進嘴裏的每一口珍饈最終都要變成一泡屎從屁眼拉出去。於是,每一天的日子似乎都不那麼美好了,而每一口無論什麼山珍海味的美食,似乎都帶著一點兒屎味。但不管你願不願意,希不希望,信與不信,喜不喜歡,真相就在那裏,無法改變。去年秋天,漫威終於拍了一個有點腦子的電影,《神奇博士》。我覺得這部電影就是一部關於選擇真相的電影。至上尊者古一最終選擇了死亡,斯特蘭奇選擇了法師而放棄了醫生。而那塊在車禍中碎了錶蒙子的積家,則見證了他一次失敗的選擇,那次選擇他為了自己,而這一次選擇則為了他人。如果是我,我該如何選擇呢?我可能選擇用魔法修好那塊手錶,畢竟二三十萬呢,夠在北京買個洗手間了。[呲牙]

因此,專制的標誌是: 1,以一種烏托邦式的,經過想像規劃的,先驗的宗教性的、社會性的(如共產主義和納粹)或者物質性的(如美麗新世界中的大一統國)強制作為人群的整體發展目標。 2,否定個人人生目標或者強調個人目的必須服從集體的目的。 3,打壓、限制或者干涉個體的或者不符合所謂集體目的的言論自由。 4,反對一切科技的、政治的、宗教的和哲學的再深入和再研究。 5,反對一切與集體目標所依賴的宗教、哲學和其他信仰相左的其他宗教、信仰和哲學。 6,強調集體的目標是可以實現,並實現之後可以達到人類終極幸福或者真理的, 7,強調末世論並灌輸凡是與現有的集體目標相左的一切道路最終都必然陷入末世泥沼的觀點。 8,對與所標榜的集體目標不同的顯而易見的事實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 9,習慣於通過篡改歷史來證明所設定的集體目標的正確性。 10,鼓勵為了集體目標的達成而突破現有道德和社會價值底線的做法。 符合以上以上十條特徵中的三條或以上,便具有極權主義傾向,超過五條便可認定為極權主義。超過八條,即可確認為最反動的極權政治。 以上認定標準,僅為個人思考,歡迎批評和討論。

2017,民主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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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律師說,在獄中他得到天啟,2017年獨裁體制將徹底崩潰。高律師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內心純淨如孩童,信念堅定如腳下的大地。他敢言卻從不虛妄,閱歷豐富但從不圓滑苟且。

柴寶文2013年就曾經神秘地告訴我,2017年將是獨裁主義的大限。我問他為什麼是2017,他神秘地笑笑說,他請教了幾位高人,擺卦擺出來的。而且是好幾位精於此道的高手不約而同地得出這一結論。

我對高智晟、柴寶文的預測是深信不疑的。年輕時閑的沒事,也喜歡研究些讖緯之學,幾年前突然想起,將《推背圖》、《燒餅歌》、《馬前課》、《萬年書》、《黃檗禪師詩》等古代預言進行了一次參同研究,得出的結論也指向2017。

如果你認為這只是一些術士騙人的把戲,那就錯了。事實上,政治經濟科技與文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四駕馬車,而天啟文化或者東方的讖緯文化,恰好是文化這駕馬車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它貌似天馬行空渾然不羈,但是卻暗合社會發展方向。

昨天和前天,兩條新聞被放在國內新聞網站最不起眼的地方,很多人沒有注意。昨天的新聞是:美國國會批准通過解禁美國長達四十年的原油出口。前天的新聞是:德國開啟全新的核聚變實驗裝置,將產生核聚變的環境控制延長到30分鐘。前不久美國著名軍火商馬丁公司發佈消息稱,其核聚變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並在小型化方面取得成功。再往前推三個月,石墨烯電池技術取得突破,這一技術一旦獲得成功將徹底改變現有電池技術,無異於一場能源革命。順帶說一句,石墨烯作為新新材料,其革命性的應用領域絕不僅僅電池產業,在光伏發電、電子通信、基礎材料等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前景。

所有的前沿科技都指向一個事實:人類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已經指日可待。而縱觀世界上所有獨裁國家,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靠對基礎能源的控制,作為其獨裁統治的經濟保障的。從茉莉花革命至今一大批獨裁政府的倒臺,無不是伴隨著基礎能源領域正在發生的這場革命而來。獨裁政府一旦喪失了對基礎能源(生產資料)的控制權,也即意味著喪失了對社會的控制權。

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礎,就是人的社會化解放。個體所能獲得的生產資料逐漸豐富,使得政府的管控能力越發下降,最終獨裁崩潰民主到來。以前獨裁政府依靠手中的權力壟斷生產資料謀取暴力的時代終結,甚至獨裁者手中囤積的大量生產資料成為獨裁者自身的負擔,崩潰即在眼前。

未來的世界格局將是原子化的。每一個成人個體都將成為社會中不可低估的一股力量。僅以應用科學的發展趨勢為例, 社交網路、穀歌眼鏡和3D列印,分別從三個方面動搖著傳統社會的根基:自媒體技術、自出版技術和自生產技術。這三項技術大大增強了個體的社會能力,同時削弱著政府(集體)的權利基礎。

權力的本質就是分配資源,好的權力較為公平地分配資源,壞的權力完全憑喜好或者憑貪婪的欲望分配資源。而民主社會的發展和其未來的價值,就在於為原子化社會打下基礎。生產資料再也不是制約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而人才成為發展的價值核心。

這也就是為什麼發改委如此恐懼國際原油價格下跌;也是為什麼烏鎮護臉網大會會提出“互聯網主權”這一奇葩概念。他們喪失了對傳統資源的控制,他們正在千方百計獲取對新資源的控制權。

互聯網是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可惜,這一資源本身不具有稀缺性,且基本上不具有獨佔性。而且,控制這一資源所涉及的成本,更是一個天文數字。除非你像朝鮮那樣,自絕於國際社會之外,完全關閉互聯網。

如果說上一次世界革命是資訊化革命,那麼這一次將是原子化革命,也就是人的革命。個體創造力被全面解放,同時伴隨著獨裁統治的徹底消亡。

為時不遠,我們2017見!

據葛永喜律師發出消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號這天,柴寶文兄(曾用網名:合肥潑婦男、野茉莉走天涯)因涉“散佈謠言罪”案,將於哈爾濱香坊區法院開庭。柴寶文是黑龍江訪民徐純合在黑龍江慶安火車站被槍殺後,第一個被拘捕的民間維權人士,同時也拉開了大規模打壓公民圍觀和維權律師的序幕。而今,柴寶文的開庭,是否也預示著後續公民和律師群體逐漸進入庭審程式不得而知。如果真是這樣,對於身在監房中的人來說,也許是件好事.


寶文案值得關注,是因為這一案件的開審,是《刑九》修正案“謠言”入刑後第一起審理的“散佈謠言罪”。如何審理,如何宣判,判多少年等等,都有一定的風向標的作用。基本上也可以視為後續案件審理和審判的標杆。那一眾被非法關押的兄弟姐妹,即將承受或長或短的牢獄之苦,每每想到這裏,心情就莫名地沉痛。

認識柴寶文,是在新浪微博風起雲湧的那段日子。特別是合肥小安妮事件期間,柴寶文幾次深夜給我打電話,訴說事件的進展,邀請我前往合肥,一起圍觀這起踐踏未成年人自由受教育權利的案件。遺憾的是當時我正在參與一個經濟項目,一直沒有能夠成行。專案結束我匆匆趕往合肥的時候,小安妮事件已經以悲劇收場,柴寶文等幾位朋友已因此身陷囹圄,張琳和小安妮也已經被遣送回到蚌埠。到了合肥,連忙趕到看守所,為已經被拘留的朋友存上一點生活費。之後我趕往蚌埠去看望張林和小安妮,可惜到了樓下,直接被全天二十四小時守候的“熊貓”,送上了離開蚌埠的列車。

後來,寶文特地來北京看我,我們喝酒談天,無日不歡。再後來,合肥事件開始秋後算賬,我得知寶文流落深山,當時我還很羡慕他,一個人在山野裏流浪,寄情於山水間,倒也落得個灑脫。再後來,似乎風聲過去了,寶文回到合肥,可惜沒幾天,就因為慶安事件,再次入獄。

在中國,關注一些社會熱點事件,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的。這個沒有公義和法制的國家,有的只是一些嘴上不能說,但是每個人心裏都揣著明白裝糊塗的“規矩”,柴寶文他們只是“規矩”的受害者之一。在這個不講法律只講“規矩”的時代,誰又能逃脫懲罰呢?即便是這些“規矩”的制定者,也未必就能逃過這些“規矩”的嘲弄。想當年共產黨中最講“規矩”的劉少奇,遇上了老毛的“規矩”,也就只有手舉著“憲法”當“擋箭牌”的份。做人莫裝逼,裝逼當心遭雷劈。

說柴寶文是傳播謠言,本質上就很裝逼。在中國從事過媒體的人,心裏都“門清”,如果柴寶文的質疑有罪,那麼中國所有的媒體記者都有罪,誰沒向有關方面索取過“紅包”?誰沒拿過“車馬費”?這種報導風格,這種報導方向,行內人一看就知道怎麼回事,只是大家都不說破而已,因為死無對證。但如果柴寶文的質疑算是“傳謠”,不知道央媒的“畝產萬斤”的報導算什麼?俄羅斯歸還中國4.7平方公里土地的消息算什麼?那個在央視信誓旦旦地對女粉絲保證股市能漲到一萬點的二貨又算什麼?

你不能質疑我說謊,但是我可以追究你造謠,這豈止裝逼!

對於強盜來說,所有君子之道都是邪路;對於騙子來說,所有真相都是謠言;對於只背過書名的文盲來說,所有閱讀過書籍內容的人都是無知;對於眼中只認得錢的流氓來說,所有對人性的追問都是“圖樣圖森破”。誰都知道強盜、騙子、流氓和文盲是不能長久的,但是我懶得說,就默默地看著你們裝逼。

在遙遠的北方,柴寶文即將接受他們的審判,而在遙遠的南方,我只能深深思念我們的兄弟柴寶文。

>這篇文章大約完成於2016年的4月份,因為在新浪微博發表的頭條文章經常被刪,自己當時又偷懶沒有留下備份,因此尋找這些被刪除的文章,多少有些困難。而記起這些文章的寫作日期,更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情。這篇文章預測了接下來兩年到三年間中國經濟可能的發展路徑,今天還是可以借鑒的。

昨天寫了關於股市必然崩盤,散戶必將被割頭的預測,下午央行就爆出消息,將準備金利率下調一個百分點。4月20日一早,上證指數果然高開高走,截止到上午十點,已經衝到4300點高位。

這次大降准,共本來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釋放流動性,催生企業貸款力度。但結果也只能有一個,就是繼續拉高股票泡沫。這本是當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因為中國目前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日趨下行的經濟壓力,以及在這種經濟壓力下已經產生和可能產生的社會矛盾。說白了,大降准的目的是要解救日趨頹爛的實體經濟,因為實體經濟不振所導致的大失業,將為未來社會動蕩與變革,提供廣泛的失業人群,裡面保不齊就湧現出幾個李自成、高迎祥、張獻忠。

中國實體經濟的崩潰,我早在2006年任《中國企業導刊》副主編時,便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無製造》,2004年在《中國財富》任管理版主編時寫《日立獨立日》時,便有了基本思路。中國經濟發展,遵循的不是一般性經濟規律,而是叢林法則的規律——弱肉強食——奴隸主壓榨奴隸的規律。

因此,在奴隸不具備造反前景的情況下,奴隸主一定是以利益最大化作為基本策略,拉高房地產業的經濟比重,是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結果。而今,房地產神話已經破滅,拉高股市收割民間儲蓄資本,則成為一個可行的選項。

這也是為什麼包子敢於在上台後四處撒錢,大搞亞投行、一路一帶這些指標性工程,憑的是巨額的外匯儲備和民間儲蓄。這種納粹式的經濟擴張,旨在獲得外在的認同感和提升內部認同感,至於扔出去的錢是落地生花還是肉包子打狗,則不在凱子外交的考慮范圍。

但是,就老大個人而言,中國夢是光明的,底層的現實卻是殘酷的。這幾年實體經濟的下滑,導致的社會矛盾、群體性事件及暴力犯罪率激增,卻是所有人都看到的現實。

奴隸不造反的因素只有兩個:可預期的長期穩定收入和可能擺脫奴隸地位的機會。對於中國來說,前者是工作崗位,後者是公務員考試。而今的現實是:工作崗位日趨減少,失業率大增。公務員考試更是和尚撐傘——擺設,考得上考不上另說,即便考上了,在講求血統,且越發講求血統的中國,你也不過是奴隸主身邊的狗腿子,想擺脫奴隸身份?還是下輩子託生到李剛家吧。

這下明白提振實體經濟的重要性了吧。但是,造成實體經濟萎靡不振的根本原因是資源壟斷和高賦稅,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光靠錢來刺激,根本就是揚湯止沸。可是,要放開壟斷或者降低賦稅,對當局來講又是釜底抽薪。因為高壟斷帶來的是權貴集團對現政權的鼎力支持,除了權貴集團之外,中國已經很難找到對現政權採取支持態度的階層了。而高稅賦則為現政權爭取國際支持,樹立大國形象,支撐經濟納粹,控制國內思潮氾濫提供了強大的資金支持。

這才是當局所面臨的囚徒困境的根本。提振實體經濟的所有手段,都會流入到虛擬經濟的泡沫中去。而如果不能切實地提振實體經濟,便是重蹈福祿宴、七殺碑到煤山歪脖樹的覆轍。

因此,下一步當局可能出台引導釋放的流動性轉入實體經濟的政策,但可惜的是為時已晚。如果央行不能出台打壓股市的政策,則降準的目標無法實現,釋放的流動性必然繼續進入股市,對企業沒有任何意義。如果央行出手打擊股市,強迫資金流向製造業和服務業,則股市崩盤,中國社會面臨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