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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mente el 95% de las noticias sobre el tema, que se publican en los grandes portales, son mera publicidad o cuestiones que suceden en USA o Europa... como si el resto de los paises NO se preocupara del tema.

Conoces algun portal sobre la Politica en la Vida Digital?


冯学荣:谈历史不能脱离时空坐标


2015年6月14日,广州学而优书店录音整理,侯虹斌系知名作家

侯虹斌:欢迎大家的到来。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本人也是一个作家,写过不少的书,包括历史小说在内,今天我来主持这个活动。今天的嘉宾是冯学荣老师。冯老师在网络上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不忍面对的真相》等一系列的书,有的书出版之后,引起了热议,今天我们请了冯老师到我们广州学而优书店,谈谈近代史上一些有趣的事情,请冯老师说几句?

冯学荣: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也感谢广州学而优书店,感谢侯老师主持这个活动,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中国大陆参加公开活动,今天会留出足够的时间,和大家充分沟通。

侯虹斌: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在大陆参加公开活动?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冯学荣:这本书(《不忍面对的真相》)也许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最后的一本书,这种线下的交流活动,一般都是出版社组织的,组织这种活动的前提,是出了一本新书,需要做宣传活动、和读者沟通。那么既然下一本新书遥遥无期,那么我在大陆参加公开活动的机会,也就遥遥无期了。

侯虹斌:是因为准备移民国外、所以不再写书了吗?

冯学荣:没有移民计划,而是因为写书受到的限制很多,同时现在手机阅读也成为国人的阅读趋势了,我还是会写东西,但以后就是以网络发表为主了,换句话说,以后我的写作就是不再“有组织、有预谋”地写一本书了(现场书友笑),而是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侯虹斌:你对纸质书的前途比较悲观吗?

冯学荣:手机阅读是大势所趋,这不是我的愿望,这是实际情况,无可奈何的,老百姓以后买书的、读书的人会逐步减少,作为今天的写作者,面临着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不稀罕“出书”这个事了,索性忘记出书这个事,这样反而不受限制,在网上发表,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其次出版行业从业人员的诚信素质也存在问题,稿费的计算和支付,都不规范、不严谨,也不按时。我不太愿意再和出版行业的人士打交道。

侯虹斌:今天活动的主题,有两个关键字:“常识”和“陷阱”,你能否谈谈,近代史上的“常识”和“陷阱”,指的是什么?

冯学荣:今天活动的主题文案,倒不是我定的,但说“常识”吧,我想大概就是说我们从小根深蒂固、老生常谈、自以为是的一些东西吧,讲起“陷阱”这个东西,我觉得不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全世界的老百姓,都有一个通病:迷信权威、盲从大流。“身边的人都这么说,这事儿还有假的吗”?其实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还真不一定。

侯虹斌:我翻到这一章,说到朱自清的死因,我们从小就相信他是“不吃美国面粉而饿死的”,你能简单说说,事实的真相是怎么回事吗?

冯学荣:最有力的依据,是《朱自清日记》,根据这本日记,朱自清在逝世之前,他的食物是比较充足的,例如他在日记里说:今天喝了牛奶,今天又吃了藕粉,这些东西,都比面粉更贵,有时候他甚至写:今天我又犯规了、我又吃太多了。朱自清当时已经患有严重的胃病,他是死于胃病,不是死于饥饿,跟美国面粉没有关系。

侯虹斌:那么“朱自清死于不吃美国面粉”这种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冯学荣:名字不便透露,但那个人是当图书管理员出身的(现场书友笑),他写过一篇政论文,说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这篇政论文的影响很大,“朱自清死于不吃美国面粉”这种说法,这是主要的出处。但话又讲回来,我们作为历史人,说话要公道,也许这位图书管理员,他本身也不知道朱自清的真正死因,也许他本身对朱自清的死因,也有所误解,说的更明白一点,图书管理员也许并不是故意欺骗我们,也许这只是一个误会罢了。

侯虹斌:你能谈谈张思德、雷锋的事情吗?传播的东西和事物的本来面目是否总是有距离?

冯学荣:传播往往会使信息失真。你比如说天气预报。我们一般说“广州市海珠区,明天,雨”对吧?这个其实是老百姓的说法,专业的说法不是这样的,专业的说法是:“广州市海珠区,明天降雨概率为80%”,这只是一个概率,有20%的可能是不会下雨的,突然来了一阵风,将云吹走了,海珠就不下雨了,乌云被吹到番禺,就变成是番禺下雨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发现天气预报是不准确的,其实天气预报本身并没有问题,而是老百姓的理解出了问题,所以我建议对日常生活中听闻的信息,不要盲目相信,当然,也不要盲目不信,都打个问号,且听且看吧。

侯虹斌:你能谈谈方志敏的事情吗?

冯学荣:方志敏的事情,其实我们说话也要公道,要为历史人物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传教士师达能夫妇之死,是不是方志敏本人亲自下令的?我没有读过国民党法庭的审判记录,不好说。据我所知,事发当时,方志敏似乎并不在庙首镇。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在庙首镇这种小地方,红十军一个班长就能下这样的命令,更何况(此处有删减)本来就是受“反帝”教育影响很深的一支部队,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在“帝国主义的急先锋”面前,要求这群农村娃子出身的兵保持冷静和理智,我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许多(此处有删减)将领的回忆录经常能读到:长征途中见到教堂,往往是要洗劫的。历史上的事情,换了我们去做,我们未必能做得比前人更好,通观历史上的造反武装力量,在创业的初期,谁没有一些激进的行为、谁没有做过一些当时的法律不允许的事情?都有,李闯王也好,太平军也好,哪怕国民党部队也好,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初期,有谁能做到绝对干净?蒋介石勒索江浙资本家的事情还少吗?我们读历史不必走极端,我们说话要公道一点。

侯虹斌:冯老师谈历史,果然很认真,很严谨,这种态度,值得我来学习。历史事件其实大多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让我们穿越时空,也许我们也只能那样做,我不是故意为谁洗白,而是要换位思考问题。冯老师,现在网上有一种现象,动不动就给人扣“汉奸”的帽子,你对这种事情,有什么看法?

冯学荣:只要是一个严肃的人,都不会用“汉奸”这种词去说一个人。依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类似的罪名有“资敌罪”,但这个罪是在战争状态下才成立的,现在是和平年代,不存在“汉奸”的说法。你比如说马立诚吧,那么多人说他是汉奸,可是我对他的文字左读右读,没发现有什么不妥的,挺客观挺理性的一个学者。

侯虹斌:你对日本侵华的历史有研究,你能够分享一点有意思的吗?

冯学荣:我首先必须声明:日本侵华战争是罪恶的,尤其是战争期间屠杀中国非战斗人员的兽行,是罄竹难书,人神共愤,在这一点上,我和一般的中国老百姓的观点,没有任何区别。我前段时间看了一部日本人拍摄的纪录片,片名就是四个字《日本鬼子》,从头到尾都是采访侵华的日军老兵,这些老兵说的都是在中国怎样杀人,看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住情绪,总觉得日本投降之后,蒋委员长杀鬼子太少了,我总觉得蒋委员长应该将投降的鬼子一个一个审查,凡是有血债的,一律杀,但是蒋介石有他的难处,日本投降之后,在中国有一百多万的鬼子兵,你要逐个审查,逐个枪毙,他们知道你这个政策,那么他们就不肯放下武器,他们就会反抗,一旦反抗,老蒋又打不过,所以老蒋他也做不到彻底清算血债。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蒋介石、阎锡山、哪怕我们的(此处有删减)军队,都吸收了投降的鬼子兵,利用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鬼子兵来打内战。其中阎锡山是拿日本人当狗使的,跟解放军打仗的时候,哪里危险就叫日本人上哪里。当然,这个就扯远了,我回到侯老师提的问题。我认为在过去的70多年,日本侵华前因后果的这段历史,被过度政治化了,日本侵华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清晰的,它是两个动机,第一个是经济,第二个是国防。它不是为了“(此处有删减)全中国”,所谓日本人要“(此处有删减)全中国”,这是在抗战时期,我们中国人的政治宣传,因为在战时,你必须这样宣传:日本鬼子要(此处有删减)中国,你甘心当亡国奴吗?不甘心吧?不甘心你就跟我打日本!这是战时的动员语言,不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抗战胜利之后,这种说法就传下来了,没有人去纠正它,于是,政治宣传就成了“历史常识”。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日本侵华,第一是因为日本军阀要解决日本的经济危机,1929年之前,日本是出口棉纱、进口大米,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棉纱设定了高关税,日本的棉纱在世界上就滞销了,日本经济急剧下滑,日本国内开始有人挨饿,加上当时日本有人口膨胀的问题,日本军阀觉得要侵占满洲,将日本的经济危机转嫁出去。其次一个是国防,自从1922年日本赤党成立之后,日本的政治中枢一直将赤俄视为假想敌,并且认为日本和赤俄必有一战,为了打胜对赤俄的战争,首先要攫取满洲(东三省),日本军阀认为:没有满洲的资源,是打不了赤俄的。当然,日本这些动机,都是自私的,也是罪恶的,但它不是要“(此处有删减)全中国”,我没有读过任何一份可信史料说要“(此处有删减)全中国”的。

侯虹斌:战前在日本的内部,是不是对发动侵华战争也有很大的争议?

冯学荣:主要是内阁和军部的争议。早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天皇将政权拿出来,还政于民,但是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将军队抓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当时的《日本帝国宪法》是一部怪胎式的宪法,军队不受政府命令,而只对天皇负责,所以日本的议会政治,是发育不全的,当时日本这个国家有两个头,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军部,从1894年甲午战争那时开始,军部就和政府存在一种微妙的、暧昧的、互相牵制的、模糊不清的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媒体得知“柳条湖事件”的真相之后,有人是要公诸于众的,军部找了日本主要的媒体负责人,开了一个洗脑会,军部对媒体几个大佬说:“你们爱不爱国?你们要爱国的话,就听我的,不要将柳条湖事件的真相告诉民众”,于是日本媒体就被集体招安了,所以日本的老百姓对于“柳条湖事件”,一直误以为是中国人炸的,这件事一直瞒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瞒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换句话说,从1931-1945年这14年间,日本人是受骗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日本人无辜,但日本人当时的确是受瞒骗的。所以整个战争期间,实际上就是日本军阀夺取国家政权的这么一个类似“动乱”的的过程,日本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被一群军人牵着鼻子走、用军人的思维去办外交,能不出事吗?肯定要出事的。

侯虹斌:似乎天皇投降的《玉音放送》前几天,还有人暴动?

冯学荣:是的。在天皇宣布投降之前,是有一小拨的极端军人试图冲进皇宫、抢走天皇录制的投降广播片子(玉音放送)、阻止日本投降。

侯虹斌:可不可以说,近代史上祸害中国最深的是赤俄?

冯学荣:从1923年开始,确实赤俄这支大手,对中国政局的渗透很严重,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之后,国民党就打出了“反帝”的旗帜,赤俄给国民党出钱、出枪,叫国民党排除英国和日本的势力,所以我们看鲍罗廷在广州的时候,在什么地方罢工,什么时候罢工,表面上是廖仲恺在搞,实际上后台老板是鲍罗廷,在北洋政府时期,中日关系虽然也有跌跌碰碰,但毕竟是维持了和平,赤俄在东亚地区输出革命,这件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巨大,所以我说,谈中日关系史,如果撇开赤俄不谈的话,怎么谈都是不切题的。

侯虹斌:假设没有赤俄的介入,中国的历史会是如何走向?

冯学荣:历史不容假设。就像天气预报一个道理,一个小小的变量,往往会影响全局。假设国民党不跟赤俄结盟的话,中华民国会怎样走?谁也无法推演。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假设:如果没有国民党,中国历史是什么走向?如果没有国民党,那么中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这是大概率事件。当然,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士,但袁世凯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在乱世当中,一个政治强人能稳定局势、使国家免于战乱,1912年中国开始搞的(此处有删减)运动,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当然我不想说中国人不适合(此处有删减),但历史是客观的:1912年中国搞(此处有删减)是失败了,搞成了内战。请各位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不能搞(此处有删减)(现场书友笑),我只是在说近代史,我不谈1949年之后的事情。

侯虹斌: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在近代史中,总是选择了最差的一条路,你认为呢?

冯学荣:我觉得在1911年的时候,中国最急需解决的,并不是(此处有删减)的问题,而是大力搞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问题,当时的世界是虎视眈眈,十分险恶,在当时,求独立,求生存,是第一位的大事,(此处有删减)是个好东西,但国家都要亡国了,还(此处有删减)个啥?所以清政府在末期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大力建军,而事实上在清末几年,中国的GDP每年增长都接近10%。当然,历史终究是无法假设的,清末的国力虽然在稳步发展,清政府也虽然在努力建军,但是清政府搞的是“募兵制”,这种武装部队是没有灵魂的,战斗力有限,清政府的新军即便能发展起来,它的力量能壮大到哪个地步?能不能保卫国家?实属未知数。

侯虹斌:你能谈谈雷锋、邱少云吗?

冯学荣:邱少云的事情,我不在现场,但是依据科学常识,燃烧产生的气体跑进鼻子,能立马将人熏死,所以我猜想邱少云同志在被烧的初期,就已经昏迷了,当然,再说一次,我不在现场,没有发言权。至于雷锋,我认为他也许也真的就是一个心肠不错的人吧,但是他有一张照片是在大白天打手电筒读书,这恐怕是不合常理的。(现场书友笑)

侯虹斌:老百姓为什么会迷信权威呢?

冯学荣:也许跟小时候的启蒙教育有关,从小我们的教室就挂了各种各样的“权威”照片,例如爱迪生、列夫托尔斯泰,实际上爱迪生不但是个发明家,同时爱迪生还是一个讼棍,一个爱打官司的人,打了半辈子的专利官司,锱铢必较,守财奴,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是他的权利,人家保护知识产权也没错。列夫托尔斯泰就更糟糕了,他是一个性病患者,这些,都能对孩子们讲吗?不能。权威们其实也都是凡人,不要迷信权威,像香港的小学墙上就不挂权威的画像,当然了,挂名人画像也有挂的好处,毕竟能鞭策你努力学习嘛。

侯虹斌:我觉得应该把时间交给现场的书友提问交流吧。

书友提问:请问日本政府有没有教唆清军新军搞辛亥革命?

冯学荣:晚清时期,有大量的清国留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当时去日本学军事是公费公派的,是要通过政审才能去的,这批学生去了日本之后,不是日本政府,而是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及他的追随者,对这批学生开展了革命思想的灌输、进行了策反,这批学生留日学成归国之后,参加了清军的新军,基本上是当军官的,这就造成了清军新军的中下层军官受革命思想影响很大,注意一点:他们不是受(此处有删减)思想影响,而是受反满思想的影响,比如《扬州十日记》,这本书革命党是大量印刷、大量传播。事实上在清末时期,日本政府不但不反对清政府,有时候反而还迁就清政府,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1907年,清政府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日本政府竟然也答应了,当然,日本政府做得很有技巧,驱逐是驱逐了,但说是“礼送”,而且还通过民间财阀出面、给孙中山送了巨额的赔偿金。还有张之洞也向日本提出要求帮忙管束革命学生,日本也答应了。日本政府没有支持革命党,这是很清晰的。在日本支持中国革命党的主要是在野的日本军阀和日本浪人。

书友提问:韩寒、袁腾飞被称为“公知”,你是怎么定位自己的呢?

冯学荣:我可以直接回答吗?我从来不去定位自己。(现场书友笑)

侯虹斌:动辄给人扣帽子、挂脸谱,其实是一种粗暴的行为,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

冯学荣:给人脸谱化,其实是一种懒惰,一个人往往不是一个词可以概括的。

书友提问:冯老师怎样评论汪精卫?

冯学荣:按照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汪精卫是个罪犯。但是从政治层面而言,汪精卫认为宁愿不要满洲,也不能让中国赤化。而蒋介石则认为:既要满洲,也不能让中国赤化。可惜的是:蒋介石未能做到。当然,我不是说赤化绝对不好。赤化有赤化的好处,1949年中国人在世界上的确是“站”起来了、至少口气上是强硬起来了,须知哪怕在1948年,中国的主权都是不完整的,苏联和美国在战后的中国是有殖民特权的,但是1949年之后(除了港澳台),中国的主权和行政是完整的,当然赤化也的确有赤化的坏处,话题敏感,就不多说了。

书友提问:有人说汪精卫也是个爱国者,你说呢?

冯学荣:汪精卫投敌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这一点是十分清晰的。所以您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问,假设日本打赢了,中国会怎么样?我估算,假设是日本打赢了,那么中国就成了日本的附庸国,按照日本的既定国策,日本和赤俄爆发战争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到时候,汪精卫的中国也许就会当日本的炮灰、跟着日本上战场、和赤俄打仗,结果怎么样?不知道,也许是很糟糕的。当然了,这些都是假设的历史,权当童话说说算了,这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侯虹斌:我认为汪精卫是政见出错了,所以导致了一步错、步步错,他不是为了私利。

冯学荣:汪精卫在伪政府时期经常公开说:就算打赢了日本,中国也是要赤化。实事求是地说,汪精卫这一点是算准了。赤俄是要赤化中国的,这是它的既定国策,汪精卫看到了这一点。说句公道话,在1930年代,无论谁当政,都不好当。国民政府其实也是一个弱政府,而新中国政权则是一个强势政权。

书友提问:蒋百里娶了日本老婆,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冯学荣: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国籍法是承认双重国籍的,日本人嫁给中国人不是问题,加入中华民国的国籍就行了,法律上就成为中国人了,实际上在清末民初时期,娶日本太太的中国人远远不止蒋百里,许多留日学生娶了日本太太。蒋百里是高官,高官的太太是受保护的,没有人敢对她怎么样。

学而优书店陈总: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嫁给日本人,被人唤做“日本鬼子”。

冯学荣:我们谈历史事物,是有一个时空坐标的。有一次我在台湾,跟台湾人聊天,他说国民党血债累累,他反感国民党,我问他:你反感哪个国民党?他说:台湾只有一个国民党啊。我说:你说的是1947年的国民党吧?他说对,1947年“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在台湾杀人如麻。那我问他:现在2015年的国民党和1947年的国民党,是不是一回事?他想了下说:不是一回事。人不同了,党章也改了。他似乎瞬间懂了。再说侵华日军,1937年杀入中国的鬼子兵,现在都在哪里?基本上都死光了,那么他们造的孽,我们去恨他们的孙子,你认为有意义吗?再比如说(此处有删减),(此处有删减)杀了80万,那你说你恨(此处有删减),你恨的是哪个(此处有删减)?现在的(此处有删减)和60年前的(此处有删减)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人换了一拨,党章也改了,价值观也变了,你能说是一回事吗?我不是故意为(此处有删减)说话,我只是在就事论事。再说日本,现在有许多青年恨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没有血债的,他们的先辈有血债,但是有血债的都死光了,我不喜欢日本人,我也没有必要恨日本人,恨也要恨70年前的日本人,不是现在的日本人,这是很清楚的。现在的日本人的性格也跟他们的先辈不一样,二战之前日本人的性格比中国人强悍,但现在是反过来了,现在是中国人的性格比日本人强悍。1945年之后,美国人通过教育改革,对日本人的思想进行了改造,阉割了日本人的尚武精神。

侯虹斌:日本的右翼有多大影响?会不会将日本重新带回战争之路?

冯学荣:我在日本见过右翼宣传车,不是宣传的打仗,而是宣传“尊皇敬神”,日本会不会重走战争之路呢?从经济上没有必要,从国防上可能性也不大。但是日本认为自己面临国防的威胁,比如说它认为中国要“侵占”钓鱼岛,这个,确实也是不稳定因素,将来很难预料,当然,我再说一次,日本重走战争之路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是很小的。钓鱼岛也确实是右翼的口实,星星之火,前途未卜。当然,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书友提问: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有什么恩怨?蒋介石是怎样取得孙中山信任而走上权力巅峰的?

冯学荣:兴中会的会长孙中山原本并不认识华兴会的领导黄兴,是日本浪人宫崎滔天介绍他们认识、并开始了十几年的同志生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对自己曾经的松散式领导方式进行反思,决定今后强化领导,所以孙中山搞了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宣誓效忠于孙中山,黄兴在这一点上和孙中山产生分歧,从此二人产生了不愉快。光复会主要是陶成章发表文章说孙中山贪污公款,气的孙中山咬牙切齿,1912年蒋介石受陈其美指使、将陶成章给杀了。至于蒋介石怎样取得孙中山的信任?这件事情要从1922年的“六一六兵变”谈起,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部下炮打孙中山总统府,你们知道当时孙中山的总统府在现在的哪个位置吗?

书友答:中山纪念堂。

冯学荣:厉害,孙中山在1922年初的总统府,就是在现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位置。粤军将总统府炸毁了,后来国民党在总统府废墟的原址上,建了今天的中山纪念堂。六一六兵变当晚,孙中山化装逃到永丰舰上、开到了白鹅潭,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到白鹅潭?

书友答:因为白鹅潭背靠沙面英法租界。

冯学荣:又答对了。白鹅潭背靠英法帝国主义,陈炯明不敢放炮,怕误伤帝国主义、惹事上身。这段时间,蒋介石接到电报之后,火速赶到永丰舰、和孙中山同生死,这件事使孙中山对蒋介石产生了信任。沙面英国人上了舰,对孙中山说:“你们在这里,我们很不安全啊”(现场书友笑),孙中山很强硬,对英国人说:“白鹅潭是我中国的地方,你叫我撤?你这是做梦!”这是插个话。实际上,尽管孙中山对蒋介石产生了信任,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将蒋介石提拔到国民党的核心地位。那么蒋介石是怎样攫取最高权力的呢?主要与廖仲恺案有关。孙中山死了之后,胡汉民暗杀了廖仲恺,然后胡汉民就出国避难了,这样国民党权力就出现了真空,然后蒋介石派兵剥夺了许崇智的军权,从此爬上了国民党实力的巅峰,换句话说,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不是孙中山“钦定”的,而是蒋介石自己攫取的。

书友提问:两个问题,首先历史到底有没有真相?第二,为什么“支那”这个中性词,会成为一个侮辱性的词语?

冯学荣:历史事件,有的能够基本还原,有的则很难还原。关于支那这两个字,从一开始而言,是中性的词。为什么日本人从古代开始就叫中国支那呢?两个原因,首先在古代,“中国”这个名称并不普及。其次,在日本国内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国地方”,就是“日本国的中间位置”的意思。我在日本曾经去过“山阳”这个地方办事,我看到路边有“中国银行”的广告牌,我说:中国银行的生意做到日本来了啊?但是日本朋友纠正我:这个“中国”是日本的“中国地方”,不是China, 跟China没有关系。所以在近代史上,如果日本人管中国叫“中国”,那么在日本国内就会混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入住旅馆,登记国籍的时候,他就不能写“中国”,因为你写中国,日本旅馆老板就会误以为你是日本国内“中国地方”的人,这在当时是违法的,因为当时清国留学生在日本是不能乱跑的,你登记入住旅馆是不能填写假资料的,否则警视厅是要找你麻烦的,旅馆老板一看鲁迅是支那人,马上给升级了房间,这是许寿裳的回忆。那么支那为什么成为侮辱词呢?主要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亚洲趾高气扬,尤其在中国,举例说在清末民初南满铁路的列车上,中国乘客吐了一口痰,日本乘务长就上来“啪”的一巴掌,打你,看不起你,但日本乘务长说这是你的错,你吐痰,就算是日本人吐痰,我也扇他巴掌啊。再举例是1930年代华北,日本驻屯军和中国二十九军见面,日本兵就到二十九军的刺刀上去划火柴,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但是从中国军队的眼中看来,它就是完全瞧不起你。所以从北洋政府中期开始,进入了日本人和中国人两个民族主义的互相碰撞,“支那”二字在不断的敌意和碰撞当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侮辱性质的词。

书友提问:中国人到底是不是应该学习日本?我们应该从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什么?

冯学荣:日本人的确有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地方,你比如说借钱的问题,我在日本就问过日本人,他们告诉我:他们日本人一般就算是饿死,也不找亲戚朋友借钱的。这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人家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很独立的,人家是崇拜强者、鄙视弱者的。而中国人则不是,中国人的人格是不独立的,没有自强自立的精神,以麻烦别人为荣,这个很糟糕。“学日本”这个话题,从1895年开始谈,谈到现在,都谈了120年了,过了120年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要学日本?学什么东西需要学120年?为什么都过了120年了,都今天还在说“学习日本”这个老掉牙的话题?我想有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在日本面前,在过去的120年以来,从来都没有做到谦虚,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民族太骄傲、太自满了,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愿意真心向人家学习,所以过了120年了,还在说学日本,这其实是一个特大的笑话,120年了,应该早就赶超它才对,不是吗?而至于说到日本现代化的动力,那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面临亡国的危机,日本当时被许多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强加许多不平等条约,当时明治时代的日本人认为,要扩张要当强国,只有当强国,才能生存,这就是当时日本人扩张侵略的原动力,日本在弱势的时候能够沉住气,闷声发大财,而中华民国则不是这样,民国是“又弱又要闹”,结果反而闹到快要亡国的境地,这个话题深入谈就敏感了,今天暂时就谈到这里。



[经典重发]冯学荣:不要做这样的中国人


亲,谁吃饭,谁买单,朋友聚餐,费用平摊。但你们在饭桌上,却争相付账,其实心里面都希望别人掏钱,你们争得头破血流,其实只是在演戏,每个人的脸上大义凛然,肠子里装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算盘。不慎抢到自己买单,回家之后,你懊悔不止,所谓朋友,不再联系。亲,你是一个“有面子”的中国人,但,你也是一个虚伪的人。

亲,你认为喝老火靓汤可以“养生”,你笃信凉茶可以代替消炎药,你迷信“以形补形”,你不敢吃辣椒,因为你相信吃辣椒会“上火”,你花了大量的金钱,购买鱼翅、人参、虫草、燕窝,但是你却不知道:这些昂贵的东西,它们的营养价值比不上最便宜的鸡蛋和豆腐。亲,你是一个深得祖宗文化“精髓”的中国人,但,你同时也是一个愚昧的人。

亲,你认为欠债拖一下,不要紧,赴约迟到一点,无所谓,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你哪怕是小小的失信,都是一种欺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幼时偷针,长大盗牛,13亿人的想法和你一样,你不守信,我也不守信,你骗我,我也骗你,结果,你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没有互信的国家,你有13亿的同胞,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相信的人。亲,你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中国人,但,你也是一个可悲的人。

亲,你认为办事的时候插个队没关系,人少的时候连排队都是多余,这还不算,你的大姨妈认识卖票的,你大姨妈打个招呼,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跳出队伍、径直走进后门。你认为这样无所谓,但你长大之后却发现:你挤不上公交、你买不到门票,你的孩子要上学,可是学位都被“有后门”的人占了。你发现你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亲,你是一个不排队的中国人,但当你想排队的时候,你已经无队可排。

亲,结婚是你自己的事,但你却在婚宴上摆开大红桌子、向你的朋友要钱,你用红簿子记录,谁八百,谁一千,一个不漏,看谁给的多,甚至明码标价,说最少要给一千。你让朋友出线、给你办婚礼,稍有良知,你应该明白这是卑鄙的行为。严重的不是你做错了,严重的是你不知道自己做错。亲,你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但,你不是一个明白人。

亲,你不但认为漠北草原自古以来属于你,而且你认为放眼所及,所有的岛屿都属于你,总之,普天之下,都属于你,你为了它,可以上街、砸车、战死沙场,但是,直至战死的那一刻,你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岛屿属于你,你只知道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永远都是错的,但是你却不知道为什么。亲,你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人。

亲,你认为所有的亲戚朋友天生都欠你,所以每当你需要钱,你向他们大手一伸。借给你,你不感恩;不借给你,你撒泼上吊删号码,亲友绝交,反目成仇。斗米养恩,担米养仇。多年之后,你发了小财,你也发现有一百个穷亲戚、两百个穷朋友向你伸手,这个时候,终于也轮到你,成为别人删号的对象,你用尽一生的时间,都不会懂得:财产独立是最基本的人格。亲,你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但,你不是一个现代人。

 

亲,你恨日本人,但是,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你从来都不如日本人,日本投降至今,已经七十年了,这七十年,你干什么去了?今天的你,仍然不如日本人,论才华,论诚信,论公德,论敬业,论守法,论人格独立……方方面面,你都仍然比不上日本人,你的眼里只有仇恨,你从来不愿虚心向强者学习、更别提什么超越。亲,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但,你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亲,你认为鸡年是“寡年”,不敢结婚;羊年是苦命年,不敢生孩子;在你的本命年里,你的内裤是红色的;你结婚要挑“吉日”,哪怕“吉日”是星期一,你也要求亲友抛下工作、赴你的宴;你给孩子的名字加上三点水,说是五行缺水,尽管你并不喜欢那个字……你无条件地相信这一切,但是你一点道理都说不上来。你没有信仰。迷信就是你的信仰。亲,你本是一个自由的中国人,但你却任人摆布、活在枷锁之中。

亲,你的孩子毕业了,你为他四处张罗,要为孩子找一份好工作,你为孩子做简历,带着孩子去面试,你突然想起你有一个远房表舅开了家公司,于是你将孩子塞了进去,你的表舅表面上一脸开心,其实心里已经骂你千百遍。你为孩子安排好了一切,但你最终却发现:你的孩子成为了一个废人,终其一生,碌碌无为。亲,你是一个爱子如命的中国人,但,同时你也是一个愚蠢的人。

亲,你盖房子,为了节省银行利息,你找朋友借了十万元,免息,你认为占了便宜,沾沾自喜,但是三年之后,你的朋友需要换肾,要借八十万,这个时候,你倾家荡产都要借给他,因为你良心不安,你欠他一个人情,这个世界上最难偿还的,并不是银行的利息,最难偿还的其实是人情债。你至死都不会明白:银行和朋友,其实都没有免息的。亲,你也许是一个仗义的中国人,但,同时你也是一个可怜的人。

亲,你和亲人团聚,非要等到中秋;为先人扫墓,你非要等到清明节;情人节那天,你一定要男朋友“有所表示”;生日那天,如果丈夫不给你送礼,你会暴跳如雷。亲,你并不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节日,都是人定的,并非从来就有。别人设定一个节日、规定你去过,你可以过,也可以不过。大可解放你的思想,只要你想过,天天都是节日。亲,你天生自由,理应随心所欲,不要被别人,设计了你的生活。

亲,你生孩子为了什么?为了他帮你耕田、给你生孙子、为你养老,但你并未意识到:这不是生儿育女,这是在“蓄奴”。生孩子是你的自由,但不要想着他为你传宗接代,也不要奢望他给你养老。不要干涉子女的爱情与婚姻,不要向子女索要生活费,他是他,你是你,你们都是独立的人,但是,你却往往将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奴隶。亲,你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但,你同时也是一个自私的人。

亲,小的时候,你崇拜燕子李三,你认为他“劫富济贫”是对的,但你现在不这样想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你富了,你不希望别人来抢你的钱。你小的时候,你也特别痛恨贪官,但是现在你不恨了,为什么?因为你的丈夫当上了贪官,你每天负责数钱,你觉得很幸福。其实你所痛恨的,并不是“作恶”本身,你所痛恨的是“作恶没我份”。亲,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你的“正义感”,却是廉价的。

亲,你是一位教师,你以为自己是学生的恩人。可是,你的薪俸来自于财政,财政来自于纳税人,纳税人是谁?纳税人就是你学生的家长。因而,从本质上而言,你的俸禄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正是来自于你学生的口袋。你和学生是一种契约关系,是出售和购买服务的关系。你和学生也是平等的关系。请拿出一颗朋友的心、去对待你的学生,不要再高谈“师恩”,调整心态,纠正观念,做一个三观端正的人。学生并不亏欠你,当然,你也没有亏欠学生。你和学生是朋友。请记住。

亲,你信佛,但是你不懂得无常,你不懂得无我,你不懂得佛经的基本教义,你所知道的是到寺庙花钱烧香许愿,然后让佛祖保佑你升官发财,但是你至死都不会知道:佛祖并不是神,他是一个人,他在世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说过叫你給他烧香,也从来没有说过他能够满足你的祈愿,亲,你信的不是佛,你信的是佛能帮助你名利双收。

亲,你有钱了,但你的精神生活是低俗的,你看宫斗戏,你看横店剧,你玩《帝X时代》,你刷娱乐新闻,更堕落的是:你特别关注娱乐明星生殖器官那点儿破事,你盯着别人的胯下,动辄道德审判,但是你自身却并不干净。你不懂得历史,你不了解科学,你没有经济常识……你对知识没有兴趣。你张嘴就是谣言,出手就是迷信。亲,中国有许许多多和你一样的人,你们这一生,将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蠢蠢爬行。

不要做这样的中国人。



冯学荣:回望卢沟桥,那几声诡异的枪声

问: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为什么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会有一支日本军队?这群鬼子兵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们又是凭什么来的?以及怎么来的?

答:是这样的。1900年在北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秘书杉山彬被清军杀死,后来在《辛丑条约》当中,清政府被迫容许十一个列强的军队驻扎在北京至天津一带,说是为了保护列强的侨民。日本就是在这十一个列强之列。所以日本依据《辛丑条约》,于1901年派出一支部队,名曰“清国驻屯军”,驻扎在北京和天津(简称“平津”)一带,名义是“保护侨民”。

问:日本这支“清国驻屯军”在北京和天津一带,一直驻扎了长达36年?

答:是的。这支日军部队,原先叫做“清国驻屯军”,大清国倒台之后,改称为“支那驻屯军”——当然,我们不喜欢“支那”这两个字,所以我们一般称之为“中国驻屯军”。

问:这支驻屯军在平津一线驻扎了36年,都没有和当地的中国军队擦枪走火?

答:这支日本部队驻扎在北京和天津一带36年,基本上和当地的中国部队维持了和平共处。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发生了“丰台事件”,就是在行军的过程中,中日两军偶遇,两军的马匹以及士兵发生了肢体碰撞,引发了一点点冲突,但并没有酿成人命事故。总体而言,这支部队驻扎了36年,基本上和中方相安无事。

问:这支日本部队有多少人?

答:人数并不多。1936年以前是不到两千人,1936年增兵,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

问:为什么清朝的部队、以及后来北洋政府的部队,甘心容忍这支日本部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长期存在?

答: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年依据《辛丑条约》驻兵在平津一带的,其实不仅仅是日军,还有英军、美军等,这是很容易被历史爱好者忽略的事实。第二个原因,当年晚清和北洋的官僚,对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妥协绥靖的外交政策。晚清和北洋事实上基本还是同一伙人,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堂。当然,妥协绥靖的外交政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大局是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问: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地点是在宛平,而且日本鬼子来演习的地方是在宛平城眼皮底下的卢沟桥,这个地方不是鬼子应该来的吧?

答:是的。《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地点,的确不包含宛平在内,也不包含丰台,更不包含卢沟桥。但是,在若干年之前,驻华英军在丰台建设了兵营,当时的中方不知为何,没有阻止英军,英军撤走了之后,日本鬼子以这个为借口,也进驻了丰台兵营。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是: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三十六年之间,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平津一带不定期演习,而《辛丑条约》关于演习的地点,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因此,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当时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对这支日本部队进行过严格的约束,事实上也约束不了。

问: “七七”的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答:是这样的。1937年7月7日,从当天下午开始,日本“中国驻屯军”有一支中队,在宛平城外、卢沟桥边的一片空地上演习。

问:故意到卢沟桥边的空地上演习,宛平城就在视线之内,城内就有中国的守军,这是不是故意挑衅?

答:这次演习并不是第一次,实际上日本这支“中国驻屯军”在平津一带演习,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记录:当晚演习的日军官兵知道龙王庙晚上有中国官兵站岗,所以他们为了避免误会,故意背对龙王庙,向另外一个方向(地名:大瓦窑)演习,在这一点上,《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也有相同的记录。当然了,日本人的史料,也许是真话,也许是假话,不能盲目取信,当然也不能盲目不信。

问:当晚的事态是怎样发展的?

答:日军声称,演习到当晚22:00过后时分,突然有人在黑暗中,向演习当中的日军放冷枪。

问:日本方面所指控的这一阵“冷枪”,到底是否真实存在?是不是日本方面蓄意捏造的?

答: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这阵冷枪应该是客观存在的。日本方面有不少的证人证言,例如在事发现场的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的证言。而且中国方面也有证人证言,例如金振中。金振中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的营长。事发的时候,金振中本人就在宛平城内,他很清楚地写道:他亲耳听到了当晚十点半左右在城外响起一阵枪声。金振中的证言,读者可以参考金振中自己所写的回忆证言《卢沟桥抗敌经过》,这篇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是北京出版社的,出版年份为1985年。金振中的证言,与日本鬼子清水节郎等人的证言,是互相吻合的、彼此一致的,时间、地点、事情,都是一致的。因此,如果仅仅是论这一阵枪声本身的话,那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问:那么到底是谁在黑暗中、向演习的日军开枪呢?

答:日本特工的嫌疑、以及赤俄代理人的嫌疑,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事发时候日本驻北平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在“七七事变”之前,在日本的军中存在有这样的传闻:“七夕将有大事发生”。说到这里,我有必要注解一下:中国的“七夕节”,指的是农历七月七日,而日本的“七夕节”,则指的是公历的7月7日。依据今井武夫的说法,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军中不但存在这个传闻,而且东京军部还为此派了专员前往平津,调查这个传闻的出处,同时也视察一下:“中国驻屯军”当中,有没有人在密谋闹事,如果有,则果断处置、将其扼杀在萌芽当中,那时军部还不希望和中国打仗。

问:在日本军中存在“七夕有大事发生”这样的传闻,能否就证明放冷枪的那个人是日本人、或者日本雇佣的特工?

答:从严谨的角度来看,不能证明,“七七有大事发生”的传闻,事前不但在日本军界流传,而且也在北京某些中国人的圈子中流传,例如石友三,他就听到过这种类似的传闻,并特地质问过今井武夫。

问:赤俄代理人的嫌疑有什么依据?

答:最大的依据就是:赤俄是中日战争爆发的最大受益者。史料显示: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莫斯科的某些要人非常高兴。次要的依据是事前华北爱国学生以及地下党对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渗透。当然,话又说回来,赤俄代理人的嫌疑也只是猜测,至今未能证实。

问:那么这一阵冷枪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答:演习的日军遭到冷枪袭击之后,立即集合、点名,发现少了一个士兵,这个士兵的名字,叫做“志村菊次郎”。于是,这股日军结合了“冷枪”和“失踪”两件事,很敏感地认为:一定是宛平城里的中国军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乘着黑夜,偷偷将志村菊次郎抓走。

问:那么志村菊次郎这个失踪的小鬼子兵,他是干嘛去了?

答:这个小鬼子,据说是拉肚子去了,而且拉完肚子之后,他在黑夜中还迷了路,到处转悠,走了许多冤枉路。

问:这股日军的长官以为志村菊次郎被中国军队绑走了,所以他们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

答:是的。这股日军于是气冲冲地走到不远处的宛平城门下,大声喊叫,要求城内的中国守军开门、让日军进城去、搜索失踪的鬼子兵志村菊次郎。

问:那么这个失踪的小鬼子志村菊次郎,据说不久之后就归队了?

答:是的。小鬼子志村菊次郎很快就归队了,但是宛平城下的日军并没有因此罢休。

问:为什么不罢休?

答:因为日军一口咬定是第二十九军在黑暗中向日军放冷枪,所以日军要求第二十九军就“冷枪”事件,給个合理的说法。大队长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年之后(即1938年),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他对记者是这样说的:“我当时接到了志村菊次郎归队的报告,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和中国军队交涉,否则中方会以为我们可欺,日后会得寸进尺。之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这次毕竟是中国方面向我军开枪射击了,如果我们就这样草草撤走,那么就会给中国军队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只要向日军射击,日军就会逃跑。”

问:一木清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答:要听懂一木清直这段话,还真是需要一点历史背景知识。一木清直所说的“丰台事件”,指的是“七七事变”之前的一段时间,在丰台发生的两军摩擦事件——中、日两军行军在路上偶遇,双方的马匹和士兵发生了肢体摩擦和冲突,幸运的是没有升级到流血事件,经调解之后平息了。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一木清直所讲的这段话,其实是这个意思:尽管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了,但是日军不能就这样罢休,因为还有一个事情必须要追究到底——中国军队在黑暗中向日军开冷枪。这个事情如果不追究,那么中国军队就会说:日军真怂,放几枪他们就跑了。那么日后,日本军队在平津这一带,就没有脸面再混下去了。而中国军队则一定会得寸进尺。换句话说,一木清直是要找中方追究“冷枪”这件事,他认为:不能“姑息养奸”,而必须“防微杜渐”。

问:有没有可能一木清直所讲的其实全部都只是借口?也许他在内心深处,就是想以这件事为借口、蓄意挑起战端?

答:有这个可能。但那毕竟是人的心理活动,外人很难知晓,也很难证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六年前蓄谋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升官了,名利双收了,一木清直以及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作为日本军人,想要效仿石原莞尔、挑起战火、火中取栗,也并非不可能。在当年有一个怪现象:日本中下级军人挑起战端、为日本赢得利益,往往引发日本民族主义狂热,日本政府在狂热的民意之下,往往追认军人先前的胡作非为,而日本政府的追认行为,又往往对其他日本军人起了鼓励的作用。这真是一个恶性循环。

问:有研究认为事前“中国驻屯军”的首领就制定了针对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住所的突袭计划,因此卢沟桥事变其实是蓄谋已久的?

答:我不这样看。当年华北的抗日气氛很浓厚,中国驻屯军的首长在平时吃饱了撑的制作针对宋哲元的奇袭计划,是他工作的分内事,因为中日关系紧张,理应提前制作应急方案,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他不提前制定这样的应急计划、以防万一,那么反而是他的失职。

问: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答:依据日方的史料,接下来,大约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又有人在黑暗中向日军放冷枪(这一点未见中方有印证史料),日军于是立马报告上级,联队长牟田口廉则通过电话,向演习的日军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日军于是开始向宛平城开炮轰击。遭到炮击之后,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通过电话、征求了秦德纯(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军长宋哲元已经回乡休假,秦德纯是当时第二十九军的“代军长”,同时也是“北平特别市”的市长)的批准,奋起反击。于是,7月8日凌晨5、6点钟左右,中日两军双方的战斗,正式打响。

问:所以所谓的“七七事变”,真正打起来其实是在7月8日。

答:对。所谓的“七七事变”,其实并不是爆发在7月7日,因为如果你从开枪才算起的话,“七七事变”其实是爆发在7月8日的早晨。

Muchos ocupan VPN como una solucion para usar P2P y creen que se pueden mantener anonimos... que una empresa los protegera de la persecucion de la NSA o los servicios locales de vigilancia...

Por que yo creo que eso es simplemente una "ilusion optica"?


  • Porque al contratar un servicio VPN debes entregar algunos antecedentes personales (conciente o inconcientemente)
  • Porque al acceder a un servicio VPN debes establecer una conexion basada en un certificado, login y/o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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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rque para la NSA, el FBI y las demas agencias es relativamente facil forzar a una empresa a entregar la informacion de sus usuarios... siempre y cuando todavia no halla puesto un backdo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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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paginas como mejoresvpn.es o torrentfreak.com se financian con la publicidad... es decir, sus clientes NO somos los visitantes y lectores, sino las empresas que pagan los avisos publicitarios...

No olvidemos que el propio HideOnlyTheirAss, en el 2011, ayudo a la autoridades policiales a encontrar y capturar a un hacker... y asi nos dicen proteger.

_Solo las redes ciudadanas e invisibles, en donde todos somos tratados como iguales (nodos peer to peer) y no hay espacio a la discriminacion de ninguna forma, son las unicas en las que podemos confiar_


重大疾病和意外保险为什么重要


文/冯学荣

           è¯»ã€Šå½­å¾·æ€€è‡ªè¿°ã€‹ï¼Œæ‰äº†è§£åˆ°å½­å¾·æ€€å®¶é‡Œé™·å…¥èµ¤è´«çš„缘由。彭德怀家中原本是有耕地的,属于“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家庭,后来是因为家人得了重病,为了給家人治病救命,所以将耕地变卖了。失去了土地之后,彭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终于陷入赤贫,以至于彭德怀小小年纪,就沦落到讨饭的境地。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应该说他的童年经历,对他的心理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影响。

           å½­å¾·æ€€çš„自述出奇的坦诚,他诚实地告诉世人:彭家陷入赤贫,并不是由于什么地主的剥削,也不是由于什么旧社会压迫,而是因为家人得病了,为了治病,倾家荡产,全家走向了贫穷。

            这种平淡无奇的情节,实在是太熟悉了,每天我们打开电视机,翻开报纸,登陆微博,点开微信朋友圈……我们总会看到有人患了某一种重病,没钱医治,因此希望社会上的好心人伸出援手,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尤其是微信朋友圈转发的,那些没钱治病的主儿,往往就是同学和朋友的亲人,还有那些在街边摆摊乞讨治病的人们,可怜巴巴的,一个赛一个惨,见死不救,实在不忍心。

           å¯æ˜¯é—®é¢˜æ˜¯ï¼šè¿™ç§äº‹æƒ…你每天遇到,见得多了,你就麻木了,第一次小A癌症,你伸出援手了,第二次小B白血病了,你伸出援手,然后还有小C,小D,小E,小F……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样下去,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世界上没钱治病的人太多了,你帮得了几个?就算你有菩萨心肠,即便你倾家荡产,也是救不完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解决办法又是什么呢?

           é¦–先我们回头看看彭德怀的案例,彭家人得了重病,怨谁?得病了总不能怪“万恶的旧社会”吧?怨谁呢?想来想去,其实人生病,第一要怨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健康,第二就只能怨老天。换句话说,彭家人得病这件事,既不能怨地主,也不能怨万恶的旧社会,而只能怨自己、怨老天。

           é‚£ä¹ˆæ—¢ç„¶æ˜¯æ€¨è‡ªå·±ã€æ€¨è€å¤©çš„事情,应该谁买单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患病,谁买单,彭家人得病,自然应该是彭家出钱治病,可是彭家人实在是没有钱治病,怎么办?

          这个问题放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清末年代的湘潭县,确实不好回答,但是这个问题放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当代中国,是有清晰答案的:要么自己买单,要么就是保险公司买单。

          每个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应该在青壮年的时候,趁自己能挣几个钱的时候,及时为自己以及自己的至亲,购买足额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以及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将自己的财务风险,转嫁給保险公司,这样一来,万一自己或者至亲罹患重病,或者遇到意外伤害突然需要大笔医疗费的时候,保险公司会以提前支付的方式,对你进行雪中送炭,救你一命,这样,不但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因此也减轻了亲友以及全社会的经济负担。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在电视上、在微博微信上、在报纸上、在马路边向社会公开求助的重病患者,他们自身是有过错的——读者也许反感我这样说,但我还是要讲真话,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些没钱治病的可怜人,他们自己是有过错的,他们没有真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他们没有提前为自己买好重疾保险以及意外保险,出了事才向别人伸手,这种行为不但是对自己不负责,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不负责,这显然是一种过错,我不想说“该死”之类的刻薄话,但事实是十分清楚的:这些人自身存在严重的过错。

           è¯´åˆ°è¿™é‡Œï¼Œæˆ‘想有的读者会跳出来反驳:那些人收入不高,平时开销都很紧张,哪里有钱购买重疾保险、意外保险?也就是说:何不食肉糜?但这个辩护台词其实是很难成立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并不是一点钱都没有,吃喝嫖赌的钱他们是有的,打肿脸充胖子买名牌撑面子的钱也是有的,但是买保险的钱他们却没有——其实,他们只是不重视金融工具、他们只是财务风险意识淡薄而已。

          依据我的生活经验,中国人并非是真穷,而是金融观念和理财习惯不及格。你比如说办婚礼,再穷的中国人,他都舍得拿个十万块出来办,为啥?他爱面子。再比如说赌博、抽烟、喝酒、买车养车……每年中国人都在这些事情上面花不少钱,但是一谈到购买重疾保险和意外保险,他们就突然变得一毛不拔。其实更多时候,他们不是舍不得花保险的钱,而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毫无疑问,这显然就是一种严重的过失。

          众所周知,在中国,一个人趁自己青壮年的时候,购买重疾保险,其费用其实是很低廉的,大多数人本身就有医保(城镇医保、新农合医保等),因此每年只需要一千元至三千元买个补充险就够了,意外保险的费用就更是低廉,每年只需要几百元,就可以保个十万八万的,好一点的保险产品,每年两千多块钱,就可以同时保重大疾病和意外医疗费用总额几十万,已经基本足够自己在患上重病以及受到伤害时所需要的医疗费,根本不需要向亲友伸手,也根本不需要通过媒体向全社会求助。

          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许多中国人都没有去做,只是到了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大难临头了,才后悔莫及,然后在媒体上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苦着脸向全社会伸手——他们往往多多少少能打动一些好心人,但是却很少有人去检讨这些可怜人的另一面——其实,他们是有过错的,他们事前有钱花天酒地,但是他们没有为自己买好重疾保险和意外保险,他们没有提前做好转嫁财务风险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些人对自己不负责任、对自己的亲友不负责任,也对所有帮助他们的人不负责任。

          同理,对于那些躺在病床上向社会求助的、患了重病的儿童们,我们在援助他们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谴责他们的父母。当父母的没有为自己的孩子买好重疾和意外保险,同样存在重大过错。

          也许又有人跳出来为他们辩护,说:东莞的农民工一年才挣四万块钱,这些钱要盖房子、要娶老婆,压力山大,根本就不够,哪里还能花两千块钱购买重疾和意外保险?——可是在我看来,这种辩护不值一驳,因为重疾和意外保险是保命的,人生在世,疾病和意外无法逃脱,可是世上又谁也不欠你医疗费,医疗费必须自己出,试问:是房子重要、娶老婆重要,还是保命重要?保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里的轻重缓急,是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能轻易分清楚的。所以,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一年挣一百万也好,一年挣四万块也罢,购买重疾和意外保险,对于他自己而言,是头等的大事,而至于什么盖房子、娶老婆、吃喝嫖赌旅游戴表买名牌,反而是次要的——人间的悲剧,其实大多是由于三观不正。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设清末年代的湘潭县有商业医疗保险,而且假设彭德怀全家都提前买好了商业医疗保险的话,那么也许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就多一个富农,少一个革命家。



冯学荣:温故1937,冀东保安队与通州事件

问: 1937年7月29日“通州保安队”杀死235名日本侨民的事件。我们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

答:我们的各类书籍、报刊都不太愿意提及它。因为实在谈不上光彩,大家都知道,也都心照不宣。

问:据说杀了不少老人、妇女、儿童。

答:是的。在这次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侨民,含有老、幼、妇、孺。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这要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说起。日本鬼子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之后,国民政府不承认。因为国民政府不承认,所以鬼子认为:既然你不承认,那么意味着你不甘心,而你不甘心,则意味着你总有一天要向我动武、收复东北。但鬼子又不愿意和国民政府打仗。

问:日本鬼子不愿意和国民政府打仗?

答:是。这个和许多人的历史认知相反,但这个恰恰是事实。鬼子建立“满洲国”的动机,对日本国内是解决经济问题,对日本国外则是为了抵御赤潮。“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的第一号假想敌,不是中国,而是赤俄。也就是说,日本当时是准备和赤俄打仗,因此并不愿意和中华民国爆发大规模战争。

问:所以鬼子就于1935年在华北搞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答:对。鬼子琢磨来琢磨去,他们觉得:为了防止和国民党打仗,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一个“满洲国”和“中华民国”的中间缓冲带。

问:“满洲国”和“中华民国”中间的地带,就是华北。

答:就是华北,主要是今天河北省的地盘。鬼子在物色了多年之后,瞅中一个亲日人士:殷汝耕。

问:这个人是前北洋政府的官僚。

答:是北洋政府的官,以前曾经跟过郭松龄,并参与了郭松龄针对张作霖的军事叛乱,在叛乱中,是日本人救了殷汝耕一命。

问:所以这个人亲日并非毫无原因。

答:对,不但如此,殷汝耕还是留日学生出身,而且娶的是日本老婆,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

问:“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国民政府的反应怎样?

答:抗议。而且明令通缉殷汝耕。

问:“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首府就设在通州,通州是中国的地方,国民党怎么就抓不了殷汝耕?

答:国民党对殷汝耕发布通缉令,其实也只是在政治上表个态,实际上逮捕殷汝耕是做不到的,因为此前国民政府和日本鬼子签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国民党的部队都从通州撤走了,管不着那个地盘了。

问:为什么叫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答:鬼子搞这个缓冲政权的时候,也是本着一箭双雕的动机,首先,在“满洲国”和“中华民国”之间搞一个缓冲地带、以避免和中华民国交战。其次,也是为了防止赤化势力通过华北地区向“满洲国”渗透。“防共”这个词,在当时还是很能赢取民心的,所以用了这个词。

问:那么“通州保安队”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部队?

答:它实际上就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军事力量,但是不好直接打出“军队”的名号,所以采用了“保安队”的名义,但它实际上就是一支部队。

问:算不算是一支“汉奸武装”?

答:这要看你如何定义“汉奸武装”了,依我看,它不但不是,而且还相当“爱国”,否则就不会有“通州事件”、对日本侨民大开杀戒。

问:当年当兵混饭吃的,其实都是一些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村娃子,这些年轻人并不太懂事,当兵往往就是为了吃饭,他管不了那么多。

答:当兵吃粮。当年中国人的识字率很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农村娃子哪里懂那么多?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通州保安队”成立之后没多久,就有两股势力对它悄悄地进行了渗透。第一股势力是国民党势力,第二股势力是赤化势力。关于国共两股势力对“通州保安队”进行渗透的史料,你可以参考《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五辑。

问:也就是说,“通州保安队”表面上是一支“汉奸武装”,但实际上事前早就被国共两股势力暗中做了工作?

答:史料显示是这样的。而且在“通州事件”爆发之前,“通州保安队”提前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密谋好、并联系好了:“起义”之后,保安队到门头沟找第二十九军、和第二十九军进行会师。

问:“通州事件”,具体是怎样的经过?

答:“通州事件”又与“广安门事件”有关。广安门事件是这样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华北二十九军抗日的士气很旺。7月26日白天,一支日军队伍,欲从广安门进入北京城使馆区、去保护日本领事馆以及侨民,这支日军队伍在到达广安门的时候,与守城的第二十九军沟通,说请开城门,日军官佐撒谎说:我们是进城“观光”的。第二十九军守城门的团长赵汝珍笑脸相迎,但是当日军的卡车开进城门之后,赵汝珍突然下令关闭城门,将日军前后截成两段,然后下令官兵向日军开火,打死了一批日本兵。这个事件的过程是清晰的,日方的史料可参考《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方的史料可以参考台湾国民党党史馆编纂的《卢沟桥事变史料》,在这件事上面,中日双方的历史资料记录是一致的,在同一件事情上双方的记录都很诚实,这个非常难得。

问:所以日本报复?

答:是的。“广安门事件”次日,即1937年7月27日,日军的飞机轰炸第二十九军,进行报复,但是日军的飞机不慎将炸弹丢进了“通州保安队”的兵营,并炸死了士兵若干。

问:日军是故意的还是误炸?

答:应该是误炸。首先,日军没有合理动机。因为“通州保安队”是一支亲日的武装、是与日本合作的伪军,炸它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其次,误炸了之后,日军立即派了代表过来,又是解释、又是道歉。

问:如果真是故意炸,早就应该炸平了。

答:正是。所以我说它是误炸,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谈历史不能带有偏见。

问:当时“通州保安队”的官兵们信不信?

答:不信。大家本来就受国共势力的渗透、思想上早就动摇了,这下又加上日本鬼子来炸我,大家伙的情绪一下就沸腾起来了。

问:当狗还要被主人揍。

答:对,大家伙忿忿不平,说:我他妈都“亲日”了,你还不拿我当人看,你说还有活路吗?所以大家就起了反心。其中第一总队的队长张庆余,就下了决心——反了!

问:就这么干了?

答:就这么干了。两天之后,7月29日凌晨,“通州保安队”第一总队突然袭击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办公总署、逮捕了殷汝耕,然后攻击了通州当地的日军守备队、并将守备队的鬼子兵全部消灭。

问:然后开始屠杀老幼妇孺?

答:杀红眼了,见日本人就杀,管不着他是男女老幼了。而且当时的当兵娃子,有几分文化?其实都是些血气方刚、目不识丁的农村青年,杀红眼了,失去理智了,见日本人就杀,哪里管他是鬼子兵还是日本侨民。

问:当时在“通州”这个小地方,也有日本侨民?

答:有。不但有,而且还相对集中,日本侨民抱团住在一个特定的小区域,例如当时通州的日本旅馆,就住了不少的日本侨民。

问:当时保安队是怎样辨认日本人的?

答:不是靠辨认。保安队将当地的《日本居留民名册》弄到了手,按照名字来抓,一个一个地抓。

问:说通州的日本旅馆是重灾区。

答:对,天蒙蒙亮,暴动的保安队就包围了日本旅馆,将里面居住的日本侨民,都赶了出来,逐个捆绑,一根绳子捆十个人,拉到枪杀的地点,其他各地也绑来日本侨民,等到大约有100个左右了,才架起机关枪,不分男女老幼,扫射,突突突,全部杀死。

问:有没有证人?

答:有。很多证人后来都上了远东军事法庭作证。在史料里,有个叫“安藤利男”的,大难不死,逃了出来,也写下了一些证言。事实上也不需要他,“通州事件”这件事,中、日双方都知道,而且也都不否认,这个事件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现在没有多少人提起、知道的人也不多而已。

问:一共杀了多少?

答:一共杀了235人。通州事件的性质与台湾的雾社事件很像。

问:杀了之后呢?日军赶来增援了?

答:日军赶来增援了。保安队寡不敌众,于是依照原计划、退往门头沟、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会合去了。

问:国民政府对这件事的反应是什么?

答:通电嘉奖。

问:国民政府知不知道保安队杀的是日本侨民?还要嘉奖?

答:有两点。首先国民政府必须嘉奖保安队,因为国民政府要鼓励华北、东北等地的其他伪军学习通州保安队、起义反正。其次,至于国民政府有没有留意到事件中被杀的是日本侨民,其实不重要,哪怕是知道,估计国民党也不痛不痒,那时没有人会同情日本人。

问:在事件中被杀的这些日本侨民,到底算不算是“平民”?

答:算,但也许也不能全算。日本当时有一种编制,叫做“在乡军人”,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民兵”的意思。所以在这批235个被杀的日本侨民当中,有没有“在乡军人”?不清楚,有也不奇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事件中被杀的女人、小孩、老人,应该是算平民的。

问:据说当年在中国的日本侨民都有枪,他们都算是“侵略者”。

答:这个理由恐怕不成立。中华民国不禁枪。当时只要你在中国境内谋生,任何人,无论国籍,所有人都有持枪自由。“持枪就是侵略者”的论点,恐怕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问:这起“通州事件”在日本影响大不大?

答:很大。不到半个月,淞沪大战打响,日本在国内就制作了关于“第二次上海事变”(淞沪战役)的宣传电影,我看过这部电影资料片,在这部电影里,“通州事件”就是其中一个独立章节,鬼子在片中大肆宣扬“通州事件”,说中国人杀日本侨民,怎么狠,怎么狠,所以日本要“膺惩暴支”,这个宣传,大大加重了侵华日军的报复心。

问:为什么在战争中,人会非常轻易失去对战斗人群与非战斗人群的甄别耐心,因而爆发针对平民的杀戮?

答:因为人的本质是兽,一旦撕破脸皮、红了眼,人就是兽。事实上在战争中,有意或者无意杀戮平民的事情,十分普遍,无论是日军侵华、国府剿共,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乃至前几年的伊拉克战争、甚至是今天ISIS的战争,都普遍存在,区别只有两点:1、程度上的区别。2、信息公开与否。当然无可否认,侵华日军在这点上做的特别出格,事实如此,这是日本帝国陆军在历史上最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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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working on encrypted messaging site (eta: 2-3wk):

Los repositorios nacieron con la intencion de reducir el almacenamiento y optimizar el uso de librerias que puedan ser usadas por varias aplicaciones.

Los ejecutables globales (o paquetes auto-ejecutables) tienen la ventaja de que no necesitan de librerias externas, ni de dependencias, ni conflictos con otros paquetes.


Me he topado con un articulo en defensa de reemplazar los repositorios por paquetes auto-ejecutables al estilo de OSX, Android y Windows; y me ha estimulado a pensar en el tema... y aqui mis resultados.

Los Repositorios

  • Los repositorios nacieron para reducir y optimizar el uso de almacenamiento en los sistemas Linux.
  • Los repositorios nos ayudan a los usuarios a no necesitar de buscar aplicaciones por toda la WWW y encontrar todo en un solo punto.
  • Los repositorios tienen otra ventaja agregada y es el de reducir la necesidad de confiar en cada empaquetador individualmente.
  • Los repositorios hacen la tarea de control mucho mas facil.

Los ejecutables globales

  • Los ejecutables tienen la ventaja de que pueden ser independientes de la distribucion Linux.
  • Los ejecutables contienen todas las dependencias y librerias que necesitan para funcionar.
  • Los creadores no necesitan de crear paquetes para cada distribucion.
  • Muchas de las librerias que ofrecen los repositorios son imcompatibles y los ejecutables globales solucionan automaticamente este problema al no necesitar ninguna.

Conclusion

En mi opinion, los ejecutables globales pueden solucionar un problema de dependencias... pero esta re-contra-comprobado que un sistema con la cantidad de aplicaciones promedio que tiene Linux con el sistema de ejecutables globales podria llegar a necesitar hasta 4 veces mas de almacenamiento.

Tambien hay que reconocer, que el almacenamiento ya no es un tema muy relevante hoy en dia, cuando un TB cuesta unos 90 euros.

Aun asi, los repositorios me solucionan un problema mucho mas complicado: Buscar.

Si los ejecutables globales tambien pudieran conseguirse a traves de repositorios es probable que cerraran el circulo.


冯学荣:大视野下的经济危机,赤俄五年计划及九一八事变

访谈人田君潇先生系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田君潇:爆发于1929年的美国股灾,与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冯学荣:严谨来说,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二者有着间接的逻辑联系,二者之间隔了好多张多米诺骨牌,是一个长链条连锁反应之中的其中两个环节。

田君潇: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步一步去理清,先从1920年代日本的国民经济生态谈起吧。

冯学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直至1920年代,尽管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其重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日本经济的本质并未由此而改变,当时的日本,仍然是一个农耕国家——日本的农业人口占了压倒性的比例,日本国土本来就狭小,而且还主要是山地和丘陵,当时日本全国适合耕种的土地,仅占12%左右,所以在1920年代,日本存在人口与土地的矛盾。

田君潇:日本当时不是工业国家吗?其工业产品竞争力如何?

冯学荣:在1920年代,日本可以说已经相当工业化,但当时日本的技术在世界上并不先进,而是比较落后的,日本的工业品在当时的世界上,其竞争力是相当有限的,我们知道二战之后,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的国策、其工业品竞争力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在1920年代,日本的工业技术相比西方列强而言,仍然是比较落后的。

田君潇:日本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是否意味着粮食不够吃?

冯学荣:早在1920年代,日本的粮食已经无法自给自足,依据山田武吉的调查,粮食已经明显不够吃,在整个1920年代,日本大米的平均入超率,大约为35%,粗略地说,1920年代的日本人每吃10碗饭,其中有3碗饭是需要进口的。

田君潇:日本在1920年代领有朝鲜、台湾两块殖民地,是否能有效缓解耕地不足的问题?

冯学荣:上面的数据,其实已经算上从朝鲜和台湾输入的粮食了,如果没有朝鲜和台湾的话,问题更严重。说到这里我插句话,日本在朝鲜和台湾的殖民统治政策,也是要怀柔的,并非是直接从被殖民人民的手中去抢、也并不能直接从这些二等皇民口中抠食,朝鲜和台湾的土地是要养活朝鲜人和台湾人的,而且台湾和朝鲜,同样也存在人多地少、人口膨胀的问题。

田君潇:日本当时的人口政策如何?

冯学荣:1920年代,日本本土人口已经有六千多万,而且其人口呈现了几何级的膨胀状态,每年几乎新增一百万没有耕地的人口,当时的日本当局不考虑限制生育,而是鼓励对外移民,其中美国是日本对外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国之一,但是,美国于1924年颁布了一部新的移民法案,即《约翰逊-里德法案》,这部新法案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这样一来,日本人移民美国这条路到了1924年就断了。

田君潇:所以当时日本人的目光,聚焦在中国东北,也就是他们所称的“满洲”。

冯学荣:是的,所以在整个1920年代,尤其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日本当局都在努力扩张它于中国东北的既得殖民权益,例如铁路经营权、矿产开采权、商租权、以及铺设领事馆等,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向中国东北(满洲)移民、开发满洲的资源、舒缓日本国内的人口和经济压力。

田君潇:你似乎曾经讲过,日本当年移民中国东北,不单是要解决日本国内的人口和经济问题,而且是因为日本有一个“防俄”的国策。

冯学荣:没错。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说,赤俄是一个对外输出革命的国家,包括对日本也输出革命,日本要防它,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如果放任不管,一旦东亚地区赤化,日本也必将难免于难。其次从历史恩怨、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地(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是于1905年从俄国人的手中抢来的,日本人防范俄国人将它们抢回去,众所周知的是,俄国人一直垂涎于旅顺港,它是俄国国防舰队不可多得的不冻港和出海口,这个一直到1940年代末直至1950年代初,斯大林都仍然对旅顺港念念不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赤俄从1928年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个阔步增强国力的计划,赤俄所搞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当时日本人的刺激很大,日本人认为:必须抓紧在满洲(中国东北)扩张殖民势力、与苏联赛跑,时不我待,刻不容缓,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从1928年初开始,日本人对张氏父子(张作霖、张学良)的殖民扩张要求,一个接着一个,修路、租地、设领馆……马不停蹄,让张氏父子直喘不过气。

田君潇:你也说过,南方的国民党势力,也对日本形成了压力?

冯学荣:国民党自从1924年广州“一大”开始,就响亮地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一方面是受赤俄的怂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救国心切(至少表面上如此),希望以赤俄做靠山、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一鼓作气,将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势力逐出中国,尤其是在1927年,乘着北伐军的军威,国民政府成功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此后,国民党信心饱满,公开宣称要收回大连、旅顺这两处日本殖民地以及南满铁路,这一系列的铁腕救国外交,在当时叫做“革命外交”。“革命外交”对日本人的刺激很大,一方面,从经济上而言,日本人不甘心将吃进去的肉吐出来,另一方面,从国防上而言,日本人认为:一旦丢失了满洲这几个据点,日后要防俄,就丧失了最重要的第一道防波堤。

田君潇: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华尔街股灾。

冯学荣:这就是历史的不幸之处,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突然爆发股灾,美国股票暴跌,并从10月29日开始崩盘,然后,美国爆发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从此以后,全球进入了长达数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田君潇:美国是如何应对这次股灾的?

冯学荣:具体经济政策很多,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一一点评,我重点谈谈1930年6月美国所实施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这部新法案,大幅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率,对外国商品设置了很高的关税壁垒。其中,日本商品出口美国的大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几乎相当于是被堵死了。日本国内市场本来就狭小,其国民经济对外贸依赖程度很高。大萧条爆发之后,日本纺织品的出口暴减了60%,总出口则暴降70%以上,日本城乡爆发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日本的农村(尤其是日本东北地区)出现了饥荒以及卖儿卖女的现象,这段历史,在日本历史上,称作“昭和大凶作”,又称“昭和恐慌”。

田君潇:其他国家是如何应对美国当时的贸易保护主义?

冯学荣:美国在大萧条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修改关税法、对外国商品设置贸易壁垒之后,其他国家也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政策,于是,一个接着一个,各国纷纷提高关税、纷纷筑起了贸易壁垒,其后果则是全球国际贸易的大幅倒退,在大萧条时期,国际贸易总额的倒退率,达到了50%以上,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世纪初。

田君潇: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当时的日本人是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

冯学荣:日本人的应对措施也有许多,重申一次,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给予经济学上的专业点评,我只能从历史的角度,谈一些与本文的主题相关的。在大萧条当中,日本朝野上下在加快开发满洲(中国东北)这一点上,达成了举国一致,所分歧的关键点在于:日本内阁政府认为,仍然应该在当时的国际条约体系之内、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里、通过政治手段去实现;而日本的激进军人则觉得,这是书呆子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要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铁腕救国的时候来了,要动手干一番不逊色于“明治先烈”的事业。

田君潇:这一部分日本军人的激进思想,是从何而来的?

冯学荣:首先,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农村影响很大,而当时的日本军队,其兵源主要来自于日本农村,这个在世界上是普遍现象,无论在哪个国家,参军当兵的,都是农村娃子多。所以,在大萧条中日本农村凋敝破产的景象,对日本军人的刺激是刻骨铭心的。还有一个就是赤俄的五年计划,这个前文提及了,就不重复。其次,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以国民党为靠山,在中国东北加快了铁路网建设、并触犯了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利益,还有国民党在东北设置党部以后,也加快组织排日活动,这样一来,以关东军参谋为首的日本激进军人觉得:大连、旅顺、南满附属地这些殖民地,是十万明治先烈用生命打下来的,现在眼看就要从他们这一代手中丧失了,他们不甘心做明治先烈的“不肖子孙”。再者就是当时的日本文官政客在日本国内不得民心,贪腐舞弊、不择手段互相攻讧之类的丑闻层出不穷,我举个例子:“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当时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名叫床次竹二郎,这个人找张学良要了50万日元的政治献金,作为竞选经费,并答应张学良:一旦我床次竹二郎上台组阁,我就让日本放弃在大连、旅顺、南满附属地的殖民权益,张学良很高兴、让王家桢给了这个钱,不料床次竹二郎最终没能组阁。“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府邸中,搜出了床次竹二郎所写的这50万日元的收据,丑闻在日本曝光,舆论哗然,这件事在日本历史上,叫做“五十万元事件”。

田君潇:所以日本关东军在大萧条中发动”九一八事变”、所谓“拯救日本于国难”,这个行为在当时的日本,是有民意基础的?

冯学荣:是有民意基础的。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已经对中国当局怨声载道、公开呼吁关东军“出手相救”。前一段时间,《朝日新闻》有一位记者采访我,他问我:日本侵华是军阀的责任,日本人民没有责任,你同意这种看法吗?我当时坦率地回答:恕我不能同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主要责任当然是在日本军阀的身上,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当时的日本人民一点责任都没有。其实说句不客气的话,当时的日本人民总体上来说,其三观也是有问题的。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的广大老百姓普遍存在两种心理:第一,他们普遍认为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殖民地是日本应得的、合法的、理所当然的,而中国人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排日行为则是非法的、野蛮的、不守信义的;第二,日本的文官政客是腐败的、迂腐的、不顾人民死活的,而日本军人才是廉洁的、可靠的、进步的、救国的。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客”。后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之后,日本人民也是万人空巷、提灯庆祝。1920-1930年代的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普遍抱有一种殖民者的优越心态,国强必霸,忘乎所以:凡是领土争端,都是日本有理,凡是军事冲突,都是日本正义,凡是外交纠纷,都是欺负日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是日本人,所以日本总是对的,这种思想,与其说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倒不如说是“民粹主义”,而遗憾的是,事隔80年之后,这种思想在今天的亚洲各国,仍然有着广阔的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至少亚洲人)未能从历史中充分吸取教训。

田君潇:所以日本关东军的几个主谋,其实是抓住了当时日本人民的心理、做了顺应日本民心的事情。

冯学荣:是的。日本关东军之所以在未和日本政府商量、未征得日本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看似鲁莽,其实关东军的几个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他们是有底气的,他们的底气就是日本当时的民意,他们是吃准了日本民粹主义的心态,“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所以他们深深知道:放胆去干,日本人民会支持我们。果不其然,“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舆论是一片欢呼雀跃,这个时候,日本政府看到民意起来了,就不敢反对民意了,反而被民意牵着走,我举个事例:“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新上任的首相犬养毅派出密使萱野长知去南京、和中方孔祥熙、居正等人商讨解决东北问题,为什么要派密使呢?因为当时犬养毅作为日本首相,他要顾虑日本的民意,他要顾虑自己的选票,所以和国民政府议和这种事,不敢公开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不幸的是,当时犬养毅的电报被日本军部破译了,派密使与中国谈判这件事被日本媒体公诸于众,舆论又是一片哗然谴责之声。可是犬养毅深知:日本军人侵吞东北、破坏国际秩序,这件事是饮鸠止渴,长期以往,迟早会出事,所以他“不思悔改”,仍然暗地里与军部较劲,结果没隔几个月,日本激进军人就失去耐性、将犬养毅刺杀了。刺杀犬养毅这件事在日本发生了“寒蝉效应”,从此以后,日本政治家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看看日本军阀的脸色。

田君潇: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几年,中国是不是有抵制日货的情形?

冯学荣: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之后,中国人对日本丧失了基本的信任,从那时候开始,尤其是赤俄扶持国民革命之后,抵制日货的运动就在中国大中城市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使得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的行销遇到了阻力。这里还有一个被人遗忘的细节:1930年5月6日,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关税协定,从此以后,中国关税自主。讲到这里,有必要普及一点历史背景知识:从清末开始一直到1930年以前,由于一大堆“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中国的关税是不能自主的,外国的商品进入中华民国的市场,中国海关收多少关税?这个不能由中国单方面决定,而是要和列强商量决定,这在当时叫做“协定关税”,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当时中国的主权就是这样不完整。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在革命外交思维的推动下,一直致力于收回关税自主权,一旦收回了关税自主权,那么从今往后,美国货也好,日本货也好,你要进入中国市场,那么我中国海关收你多少税,就是我中国单独说了算,毫无疑问,当时中国也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一旦关税自主了,立马加税,加税之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就上涨,上涨就滞销,所以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之后,日本产品在中国的销路必然雪上加霜,在大萧条的背景之下,这无疑又是一记重拳。但是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是爱国的、救国的,收回关税自主权是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必经之路。

田君潇: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实际上并不能起到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制裁。国民政府大幅提高关税的行为是否值得商榷?

冯学荣: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的范畴,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深入评论,但是当时国际上各国普遍存在进口关税,因此对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行为,至少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了,如果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大家一起取消关税、实行彻底的全球自由贸易,好不好?据我所知,二战之后,人们经过反思之后,普遍认为:大萧条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痛定思痛,人们觉得有必要促进自由贸易,于是出现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后来逐渐演变成“世界贸易组织”(WTO),致力于降低和逐步消灭关税、最终实现自由贸易,不少人相信,这是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

田君潇: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除了摆脱国民政府革命外交压力、转移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与苏联五年计划赛跑这三方面原因之外,是否还有觊觎东北三省自然资源的因素?

冯学荣:觊觎东三省资源其实并没有脱离上述三点。东三省资源的动机也是清楚的,在关宽治《满洲事变》里有明确的记载,当时关东军参谋认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国防上,日本都需要中国东北(满洲)的煤、铁、油页岩等资源。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殖民强国,但其国内资源贫乏,于经济,于国防,都存在先天的不足,他们认为:开发满洲,就是解决这个先天矛盾的灵丹妙药,所以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伪满和日本签署了一份《关于确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协议》,将东三省多处煤、铁、油页岩资源,交给日本开发,日本认为:有了满洲的资源,日后无论和苏联打、还是和美国打,就有底气了。

田君潇:事过多年,我们回头去看,假设日本当年不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会怎么样?

冯学荣:1929年华尔街的股灾,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股灾引爆了全球经济危机,市场萎缩,生产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市场基本上对日本产品关闭了大门,日本的经济一落千丈,国民生计凋敝,当时的日本激进军人认为:如果不保住满洲、不开发满洲,那么日本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普遍倒退,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日本人要忍受越来越穷的生活,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激进军人认为:绝对不能这样下去,所以他们在满洲(东北)动武了。所以从日本人的角度看来,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行为(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田君潇:所以从纯粹读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冯学荣:正是如此,事情总是有原因的,日本军阀发动侵略,也有其内在驱动力,绝对不是一时兴起,但我们也要注意:合理并不等于合法,合理性指的是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是大概率事件,合法性则指的是这样做正当不正当?我们都知道,吞并满洲、转移经济危机,这显然是不合法的事情,大萧条在日本的确造成了民生困苦,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同样也是困苦,再说当时东北三省是国际公认的中华民国领土,日本军阀武力侵占东三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法的。

田君潇:似乎东北三省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其实也是“外来”的?

冯学荣:明朝疆域的确未能覆盖东北三省全境。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党打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光复长城关内明朝十八省疆土,所以当时打出的是“十八星旗”。但是民国成立之后,民国精英们很快就醒悟过来:应该从清政府手中继承满洲、蒙古、Jiang、Zang,于是立马改变口号,开始叫“五族共和”,并开始打出五色旗。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人不但恢复了明朝的疆土,而且还将满洲、蒙古、Jiang、Zang统统收入囊中。所以如果你从一个第三者的视角来看,中华民国其实是为了维护一块外来的领土,而和日本人打了十四年的仗,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的代价。所以我们从第三者视角看来,我们会发现这个真理其实在起作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开疆拓土,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汉人国家,主动变身为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并将历史疆域扩张一倍以上,这样宏伟的事业,想不付出一点代价,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的历史,完全出乎民国建国精英们的意料。但规律其实自始至终存在——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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