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roNet Blogs

Static ZeroNet blogs mirror


冯学荣《“支那”一词的由来》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

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

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

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

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

      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

      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

      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

       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

        “支那”一词在日本进一步的推广,是户时代(17世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中国为”、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

        ——日本要避免混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 “中国”——日本本州西部的两个在日  地方”、也简称“中国”

        因此,如果把大明称为在日本国内必然造成混淆。

        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

         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呼,迁就中国、日本的地方地方、山地方

        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下面举一些例子:

        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做“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

        “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做“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

         还有更疯的。

        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

       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满清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

        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满清还要亲”。

          肉麻死了。

         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

          “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

           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

           我们的“国父” 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

           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做《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做“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

邻环绕欲逐逐,

割地无止,

等人儿还昏昏,

如醉如半死。
吁嗟乎!

华渐枯竭,

奈何不振衣起?

无心无肝无筋,

支那大魔首推此。

       

          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

舍卫山河历劫尘,

布金坏殿数三巡。

若论女士西游者,

我是支那第一人。

         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我是中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族是一大河,

流下了昆山坡,

洲大

流出了美的俗。

大的民族,大的民族!

……..

……..

………

………

是四万万不的明星;

的位置永注定。

大的民族!大的民族!

我是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人,我是支那人!

           这还不算呢,许寿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

           迅在日本住旅,要登姓名、籍下:周人。但是籍却不能。因日本的山也叫中,如果造成混淆,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店主清国人,认为客、免费给鲁迅升了房”。

          许寿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

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

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

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

           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

         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

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

         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

叫你“支那”  ≠“支那”是侮辱词

歧视你 + 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

         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

        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文/冯学荣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冯学荣《国民党为什么抓壮丁》

近代史上所谓的“抓壮丁”,指的是国民党当局使用强制的手段、绑架青壮年男子入伍、参加战争的行为,这种行为无疑是残暴的,在历史上所受的非议也不浅。

但是,似乎很少人追问:为什么国民党要抓壮丁?为什么此前的北洋政府不抓壮丁?为什么清政府不抓壮丁?这个问题,其实是挺有趣的。

其实,这个问题,和中华民国的“兵役制度改革”有关。请听作者细细道来。

从晚清时期直到民国初期,中国的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叫做“募兵制”的制度。“募兵制的主要特点:人民没有当兵的义务,部队募兵要依金钱待遇吸引人,兵源没有保证,而且也不设民兵预备役”。

也就是说:在“募兵制”的体制下,中国的军队是用钱来招兵买马的,换句话说:在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以及国民政府的初期,中国的军队就好比一家“公司”,向社会公开招聘,用金钱报酬去吸引老百姓来当兵。

例如冯玉祥到清军里当兵,就不是被强拉的,而是冯玉祥自愿的。为什么自愿呢?因为冯玉祥家里穷,冯玉祥要解决自己的经济出路。史料《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记录了冯玉祥和其生前战友赵卓志的一段对话:

赵卓志:“冯将军,您是从哪家军校毕业的?”

冯玉祥:“我一天的书都没有念过。我从小家里穷,如果我哪怕能有一间房、一亩地,我是决然不会当兵的!”

冯玉祥的话,举例说明了: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当兵是一个混饭吃的出路,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在“募兵制”之下,当兵就是一份工作、一种职业。而且,在“募兵制”之下,当兵这个职业,待遇其实是不错的。我举两个例子。

台湾中央研究院《于达先生访问纪录》收录了胡宗南的参谋长于达的回忆。于达说:民国初年,当兵收入行情是这样的:二等兵每月七元;一等兵七元五角;上等兵八元;上士十五元。依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每月三至四元,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一个二等兵,工资七元每月,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

例二是国军西北系刘汝明的回忆。《刘汝明回忆录》记载:刘汝明年少时参军后,每个月工资,有四两多银子,他每个月都有盈余,所以他每个月都把盈余往家里寄,他老家的母亲每个月收到儿子的汇款,都存起来,用来购买田地,刘汝明参军四年之后的1916年,刘家靠这个当兵的儿子的收入,一共购置了十几亩的田地,并且还雇了长工,全家从贫农阶级,一跃变成地主阶级

刘汝明的案例说明了:在“募兵制”之下,当兵有时候竟然还可以发家致富。

在“募兵制”的制度下,募兵部门是很有钱的,因为他们需要用很多钱去募兵。清军、北洋军募兵,往往是在城门下摆一摊,拉上横幅,哪有什么“救国”口号?扯淡,直接就是六个字——“月给二十大洋”。应征者趋之若鹜。

而与“募兵制”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兵役制度,叫做“征兵制”。“征兵制”的主要特点:人民有当兵的义务,部队不是依靠金钱激励,而是依靠强制的手段,兵源有保证,常设民兵预备役。

与“征兵制”比较,“募兵制”有两大弊端:兵源无法保证、无预备役民兵可用,因此在战争中,“募兵制”逐渐显现出它的劣势。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初,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决定:必须要革掉“募兵制”这个落后的国防制度、尽快实行现代国家所普遍通用的“征兵制”。

于是在1933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出台了一部新法,叫做《中华民国兵役法》,这个法律,划时代地标志着“募兵制”的寿终正寝、以及“征兵制”的正式施行。这个新的法律,有以下的关键条文:

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服兵役之义务,依本法之规定。

第三条:“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服兵役之义务”。这一条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义务”二字。“义务”二字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当兵的工资不错,但是从现在开始,不行了,当兵成了一种“义务”,所谓“义务”,就是“免费”的意思,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当兵就没有工资了,或许会发一点津贴,但是也只够你买根香烟抽抽,而像清朝、北洋时期以往那样当兵能挣钱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再看第三条: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 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 这一条很要命。关键在于“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几个字。它是说:一旦打起仗来,不管是外战还是内战,中国所有18-45岁的男子,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你们统统就得给我上战场。

这个《中华民国兵役法》的第三条,其实就是国民党“抓壮丁”的原始法律依据。

但是在清政府、北洋政府时期,不是这样的,那时无论你是谁的部队,要募兵,你就要给钱,不可以强制的,打起仗来强拉硬推也是不行的,当时是靠钱的,所以无论打仗多么危险,都有人愿意干。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则不同了,现在是没钱给的,人们就不愿意干了。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于是,人们开始逃避兵役。

那么,人们是怎样逃避兵役的呢?阎锡山部将杨元璐在其著作《阎锡山军闱揭秘》里面回忆:在新的“征兵制”下,许多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有钱的人家,选择“退财消灾”、贿赂征兵工作人员,以此了事。有的征兵工作人员就靠这个发了财。

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2-政治军事》则收录了前“兵役署”职员方秋苇的一篇《国民党兵役署内幕》,里面记载:1942年,当时四川省许多的老百姓不愿意当兵,为了逃避兵役,老百姓当父母的,纷纷将自己儿子右手的二拇指砍掉,砍掉之后,自然无法扣动扳机,因此也就不符合征兵的“体检标准”。人们不惜以这种方式来逃避兵役。

再举江西为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于19579月编撰的《抗战中的中国政治》在第64页,讲述了江西地区人民在国民党“征兵制”体制下,逃避兵役的手法,原文是这样的:

       ……有钱有势的人,可以采用许多形形色色的方法,如伪造证明文件、当勤务兵任务队、勾串贿赂办理兵役人员、乡保甲长、检验体格的军医、补充部队的长官等,以达到逃避兵役的企图,所以被抽的壮丁都只是贫苦无告的老百姓……..

那么,江西的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当兵呢?不但因为当兵挣不到钱,而且男丁往往正是家中的只要劳动力,中流砥柱呢,壮丁都去当兵了,谁来干活养家?同一册史料在同一页,在这一点上,是这样说的:

       ……..出征壮丁大部分都是非常穷苦的农工分子,平时一家全靠他一人维持生活,一旦应征,全家即有流为饿殍之虞。兵役法熵虽有担负家庭生活者缓役的办法,但是在农村极度窘困的情形之下,哪有不担负家庭生活的壮丁?……..

可见,国民党当局为了向列强学习、建立现代兵役制度,本意是要增强国防实力,不料在执行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人民不愿意当兵”的这个窘境,怎么办呢?难道撤销法律?难道不建军了?难道就不打仗了?恐怕都不行,所以,国民党开始使用铁腕手段:强征。

所谓“强征”,就是“抓壮丁”。于是,国民党不少地方军政当局开始在乡间,强行征集青壮年男子入伍当兵,而且在运输新兵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新兵逃跑,国民党对新兵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2-政治军事》第195页,收录了国民党征兵工作人员吴韶金的文章《兵役法令之弊害》,吴韶金在文中记录:在征兵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新兵逃跑,国民党征兵主管部门实行了“不让新兵吃饱”、“不准新兵穿裤子睡觉”等恶政。而且,在新兵乘坐火车和轮船的时候,征兵主管人员往往把门窗全部封锁、以防止新兵逃跑。

不但如此,为了恐吓新兵,国民党兵役当局还采用了“威吓”的手段、对新兵进行打骂、虐待。《抗战中的中国政治》这册史料在第65页,给我们提供了管窥的一瞥:

         ……..缺乏巩固部队的健全的政治工作,只是一味的采取高压手段,严厉的毒打酷骂,来维持部队的纪律、防止士兵逃跑,甚至往往有凌辱致死者,士兵疾病也不容易得到治疗,这许多铁的事实,在民众面前,把兵营绘成一幅阴风凄怆的冰窟,人民自然要裹足不前了……

不料,人有逆反心理。国民党手段越是粗暴,人民就越是逃避兵役,所以国民党的征兵工作,往往陷入困境、经常是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呢?有些地方就开始滥竽充数。什么乞丐、流浪汉,无所不收,敷衍了事。史料《抗战中的中国政治》在第70页,记录了这种现象:

         “……..有些地方因县府对壮丁要的过紧,联保处无法立即把应出的壮丁征齐,或者因为某种关系,如私人挟嫌,各保把买壮丁的款子交给联保处等,联保主任便派上自己的武装爪牙,把打柴的樵夫、赶船的水手、过路的行客、破庙的乞丐,自己或亲戚的仇家、无帮手的独丁,像逮捕犯人一样的拉来,五花大绑,硬充壮丁交差。最近更是花样翻新,要是对联保主任、保长等贪污行为稍有异言,或者是农村救亡工作的积极分子,不论小学教师、正求学的学生、或者家居的公务人员,统统都有突然被拉去当兵的命运,杜工部的‘石壕吏’实不能形容万一……..”

在最后,我们不妨来个总结:

1、清朝、北洋时期,中国是“募兵制”,不强制人民当兵,而是用金钱报酬吸引人民当兵。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比较文明,但弊端是“兵源无法保证”,在战场上一哗变、一溃退,就再也没兵了,战争就输了。

2、国民党当局看到了“募兵制”的这个弊端,于是模仿军事强国、实行“征兵制”,规定了“成年男子人人都有义务当兵”,停止了“用钱募兵”的做法。这个做法的初衷是好的:它规定了成年男子人人都有义务当兵,这样一来,一旦打起仗来,中国的兵源就源源不断,国防力量就强大了。

3、但是不料:老百姓精得很,没有了金钱报酬,许多人都不愿意当兵了,于是,国民党当局的征兵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国民党当局决定采用强硬手腕:强征新兵。这就是“抓壮丁”的由来。

国民党“抓壮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决策者如果不洞察人性、不体察民生,一个初衷本意是好的国策,实施起来,往往最终却会沦为恶政。

   文/冯学荣,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冯学荣《再谈卢沟桥》

- Posted in 冯学荣读史 by with comments


冯学荣《再谈卢沟桥》

1937年7月7日爆的“”,必要交代以下的几个史背景信息,倘若不把几个史背景信息交代清楚,容易会在读者当中造成信息混乱:

背景信息一:1900年爆事件,1901年,战败的清政府和英、美、日、德、意等11个国家《辛丑条》、11个国家派兵扎在北京至天津一,日本依据个条,开始兵在北京至天津沿线,而且一直扎了三十几年,个日本部,当时的番号叫做“中国”,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京津一带驻兵三十几年,和当地的中国军队基本做到了和平相,甚至在1937年春夏之交支日本部当地的中国军队还经常搞联欢晚会(虚伪与否,则另当别论)这个在多种文史资料里面,都有国军老兵留下的证言。是为可信。

背景信息二:1931年,日本关东军武力侵占了中国北,1937年,中国以京津中心北地抗日气氛十分厚。扎在北的中国国民革命第29和日本“中国”相距咫尺之间,气氛十分紧张,但是在表面上,双方十分艰难持着极其脆弱的、所谓的“日中善”。值得一提的是:地下党在这个期间,派出了许多人员到第29军,鼓动第29军的将士向日军主动发起进攻。这个在多位地下党人员的回忆证言史料里,是白纸黑字的记载,是可信的。

日本部队——“中国原本只有2000人,但是1936年4月,日本政府突然增兵至5000-6000人。日本方面对这次增兵的解了断东军南下的借口”,但是日本这次增兵的目的如何,六千人,然是无法征服全中国的。这个,稍微懂点军事的读者,都应该知道,无须多言。

在1937年之前,地下党的确打入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并鼓29向日本“中国发动。其中,29副参谋长张克侠,其本人就是地下党,这是他本人在文史资料里面自述的。但是,我写史人公正: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确第一地下党开的。我们有一份证据,就说一份话,没有证据,就不能乱说话,这个是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良知。

得注意的是:事前,在日本界内部,有这样一个言:“七夕之夜,北支(中国北部)将有重大事件生”,更离奇的是:言不但在日高层当中流,而且也在北平的某些中国圈子里流,例如石友三就听到了传言这些可以参考日本北平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中国事变回忆录》。这条信息是对日方不利的,今井武夫本可以不记录,但是他记录下来了,因此是有参考意义的。

说到这里,需要指出一个细节:日本的“七夕”,指的是公7月7日——恰好是当日。

正是因言的存在,因此,“日本人开第一”的嫌疑,是不能排除的。是必须严正指出的。本着历史研究者“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立场,是必须予以正式指出的。

但是我同时也注意到:就算那个放冷的人是日本特工,那么个特工,到底是“中国驻屯军”的特工?还是“关东军”的特工?抑或是“日本政府”的特工?还是“日本”的特工?依我看,仍然有区分的必要。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是一小撮军阀策划了这起事件、还是日本政治中枢出于国策而为之?这二者的性质,显然是不同的。

而从史料档案方面而言后公开的日本似乎表明:日本政治中枢,在事前并没有蓄制造七七事。但是,不排除某些日本激进人、或者日本浪人了挑起中日而阴策划了起事件。当然,这些至今仍然只是猜想,没有真凭实据。

也有一种说法:说在黑暗中放冷枪的特工,是苏联的特工,或者是国民党激进派的特工,等等,这些至今都未见史料档案证实,因此,暂时也不能做出这个结论。

下面简单讲讲经过

1937年7月7日晚上10:30,日本“中国”一小股部附近空地上演,而个演地,与国民革命军第29守的宛平城,近在咫尺。

在黑暗中,突然有人从宛平城方向、向演中的日,而且不是,而是反反复复地射击、反反复复地放冷枪

应该是客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时驻扎在宛平城里面的中国第29第110旅第219第3营营长金振中,也亲耳听到阵枪声。金振中在事后,他的言,写到了史料里面,得以世。这是公开可查的。

小股惊慌之下,集合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于是,他们怀疑:是中国第29放的冷,而且怀29将失踪的那个日本兵抓走了。

于是,这一小股日本部队走到宛平城下,敲,要求入城、搜寻自己失踪的那个兵。这个要求,被守城的第29军严词

僵持到7月8日清晨5:30,日本兵在征求北平日军机关的首肯之后,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反

由此我们知道:所谓“七七事变”,其实真正开始战斗的时间,是78日的清晨。

开战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7月8日清晨6:30左右,日了一名姓井”的军官进入宛平城,提出以下要求:1、中国后撤10里;2、赔偿军损失;3、严惩祸首。

中国军队不接受,双方继续打。

7月9日凌晨3点,中日两军双方在边谈中,终于达成“停”、“撤”的协议

7月10日,日本北平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向中国军队提出了以下的停战协议条款:1、中国道歉、惩罚祸首、保今后不再犯;2、中国军队不得扎在永定河岸;3、取抗日组织

7月11日,中国军队方面由燮元做代表,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以下的停战协议:1、中方表示憾;2、中国不再驻军;3、取抗日活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一天。是在7月11日,远在东京的日本内作出了一个愚蠢而且鲁莽的决:向中国北增兵。

对于这个增兵的决定,日本料的解是:以防万一、预防中国军队。但是上,日本政府,恰恰是南,因为这个增兵作无疑是火上加油、反而增加了北日的危

与增兵决定出台的日本政治中枢通过北平日本机关、提出了以下的追加方案

1、29军军长宋哲元向日本道歉;

2、治安免

3、中国撤出八宝山附近;

4、今井武夫和齐燮元的协议由宋哲元补签

5、最晚719日之前中方必须履行,否日本将发动“

日本的增兵作,使蒋介石、陈诚等人认为:日本要从北到南、侵吞全中国了,所以,抗日的最后关到了。7月17日,蒋介石作了名为《最后关》的著名并随后作出决定发动全面抗

19378月13日上海,中国国军精锐部队五万人,向驻扎在公共租界虹口区的数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发动了猛烈进攻,“淞沪役” 爆发,抗全面打响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大体经过,简要地说,就是这样的。

文/冯学荣   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日俄争是了争夺东

冯学荣


          对于1904年在中国东北地区打响的“日俄战争”,不少历史读物是这样说的:“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国争夺东北的战争,是一场狗咬狗的较量。”

           “狗咬狗”的定性,大概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说“日俄战争是为了争夺东北”,恐怕是“关窗读史、闭门造车”的结果,很难认为是可以成立的。

           那么“日俄战争”到底是为了争夺什么呢?

          这还得从甲午战争说起。

          甲午战争之后,朝鲜成立了一个名叫 大韩帝国 的国家。在此不得不提到:许多历史读物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吞并了朝鲜”,其实这也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并没有吞并朝鲜,反而是在朝鲜成立了一个号称“帝国”的国家——“大韩帝国”。“大韩帝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的影响,但同时在大体上也是基本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才是更接近事实的表述。

          “大韩帝国” 成立之后不久,它的宫廷内部分裂成 亲日 亲俄 两派。俄国的势力,在“大韩帝国”的朝野,迅速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大韩帝国的财政、军事等方面聘请大量俄国人为顾问;

2、俄语学校在大韩帝国的京城汉城出现;

3、咸镜道的矿山开采权被俄国人攫取到手中;

4、大韩帝国辞退很多日本顾问;

5、日本守备队被大韩帝国裁减;

6、一些日本外贸商人被大韩帝国驱逐。

        ..........

           换言之,甲午战争产生了“大韩帝国”,而“大韩帝国”却开始排日。于是,日本对“大韩帝国”的排日行为,感到十分不满、而且认为韩国人 “忘恩负义” 。当年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把朝鲜从大清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朝鲜却倒向俄国的怀抱、对抗日本,同时也感到恐慌。关于这个,诸位可以参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月第1版的《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在第47页。

          总之,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半岛成为了日本和俄国互相争夺的对象。

         为了解决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开始与俄国谈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井上清所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在第42页揭露:日俄两国谈到1898年,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向俄国驻东京公使提出了朝鲜归日本,东北归俄国 的建议,但是,这个“分赃”提议被俄国公使拒绝了。

         这个事实说明了:在当时日本的眼中,对日本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中国东北,而是朝鲜半岛。日本要朝鲜半岛,宁可不要中国东北,它也要朝鲜半岛。

        在日俄两国为了争夺朝鲜半岛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当中,突然发生了对日本更加不利的事态: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沙俄军队以“义和团危及中东铁路安全”为由,出兵东北,闪电式地占领了大清国东北三省的广大地区。并且俄军在东三省驻军,赖着不走,这个军事占领的事实,一共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时间(1900-1904)。

        沙俄的军队盘踞在大清国的东北大地上,日本坐立不安。日本认为:大清国的东北土地与朝鲜半岛仅是鸭绿江一水之隔。一旦宿敌沙俄经由中国东北杀进朝鲜,日本四岛则不再安全。《大本营陆军部摘译》这册史料在第61页揭示: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占有朝鲜,是日本国防的绝对必要。绝不允许他国染指。

        此外,商务印书馆195911月初版的(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 在第250页记录了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日本议会上发表的演说。小村寿太郎当时是这样说的:

         各位皆知:韩国之独立和领土的完整,是帝国(日本)安全康宁所不可或缺,这一直是我们的国家大事。中国东北一旦被沙俄侵占,则朝鲜就难免受到沙俄的侵蚀,则东亚的和平,就成为不可能……”

          又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在第58页也记录了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井口省吾的演说。井口省吾认为:

           “……俄国在满洲迄未撤兵,对(日本)帝国之未来,其后果堪忧,故不能置之不问。为排除对帝国将来之危害,帝国应与英美两国共同向俄提出撤兵要求,且必须使远东的永久和平得到切实保障,如英美两国不同意共同提出,则帝国也应单独与俄国公开谈判。万一谈判破裂,以和平手段不能使俄国接受我方要求时,即使诉诸武力,也必须贯彻帝国之目的……”

         读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了吧:沙俄的军队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日本感到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四岛受到了俄国的军事威胁。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日本发动日俄战争最主要的原因。

          1904年2月6日,日本向沙俄发出《最后通牒》,一共有如下六条:

1、沙俄和日本在大清国的商业利益应该均等;

2、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日本承认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3、朝鲜铁路与中东铁路实行连接联运;

4、如果沙俄不从大清国撤兵,则日本就要出兵朝鲜;

5、沙俄不得干涉日本在朝鲜的作为;

6、废除以往日、俄之间关于朝鲜的一切条约。

          什么叫 “最后通牒”?最后通牒,有以下两层意思:

1、这是日本所能接受的最优惠、最让步的条件,不能再商量了;

2、如果连这么优惠的条件,俄国都不答应,那么日本只好动武。

          以上最后通牒一共六条,读者如果是明眼人,应该能毫不费力地读出来:除了第1条是关于大清国的商业利益以外,第2、3、4、5、6一共五条,日本都是为了朝鲜。换言之,日本向俄国摊牌、叫嚣动武,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

           拖了两天,沙俄没有回复,1904年2月8日,日本军队夜袭旅顺口的沙俄舰队,悍然打响了日俄战争。

          打了一年多,一直打到1905年的“对马海战”之后,俄国才与日本谈和,并于当年10月14日签署了日俄《朴次茅斯和约》。

          看一个国家发动一场战争的动机和目的,战后的和约是很好的切入点。

         《朴次茅斯和约》的英文名叫《Treaty of Portsmouth》,让我们来看看日本在这个和约里面,向沙俄要的是什么东西。

           首先看第一款,但是它很枯燥无味,写的是“停战”之类的套话,不必深究它。

          第二款很关键,它的行文如下: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acknowledging that Japan possesses in Korea paramount political, military andeconomical interests engages neither to obstruct nor interfere with measuresfor guidance, protection and control which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f Japan mayfind necessary to take in Korea. It is understood that Russian subjects inKorea shall be treated in exactly the same manner as the subjects and citizensof other foreign Powers; that is to say, they shall be placed on the samefooting as the subjects and citizens of the most favored nation. It is alsoagreed that, in order to avoid causes of misunderstanding, the two highcontracting parties will abstain on the Russian-Korean frontier from taking anymilitary measure which may menace the security of Russian or Korean territory.

         这个“第二款”写的是什么呢? 我将它翻译如下:

         “沙皇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帝国政府在朝鲜享有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无上利益。俄国保证不阻止、不干涉日本帝国政府在朝鲜采取的指导、保护、控制措施。俄国承认:俄国臣民在朝鲜享有和其他列强的臣民同等的待遇。换言之,俄国臣民享受其他列强臣民的最优惠待遇。为了避免误解,日俄两国约定:不在朝、俄两国之间的地带采取军事措施、以免危害俄国和朝鲜的领土安全。

         看懂了吧?总之,就是一句话:从今以后,朝鲜半岛归我日本控制,你沙俄给我从朝鲜半岛滚得远远的。注意:这是整个和约当中的第一个要求、首要的要求、开门见山的要求。换言之,这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最迫切的、最想要争取到的东西。

         第三、第四款,也是套话,实质性不强,不谈。我们直接看第五款:

The ImperialRussian Government transfers and assigns to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f Japan, with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lease of Port Arthur, Talien andthe adjacent territorial waters, and all rights, privileges and concessionsconnected with or forming part of such lease, and it also transfers and assignsto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f Japan all public works and properties in theterritory affect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lease.

The two contractingparties mutually engage to obtain the cons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mentioned in the foregoing stipulation.

The Imperial Governmentof Japan, on its part, undertakes that the proprietary rights of Russiansubjects in the territory above referred to shall be perfectly respected.

          以下是我对“第五款”的翻译:

         “沙皇俄国政府在中国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向日本帝国政府让渡以下的权益:旅顺港、大连及其领海、及其租借地和附属于租借的不动产、建筑物。日俄两国同意:以上权益的让渡,需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同意。日本帝国保证尊重上述地区内俄国臣民的专属权利。”

         看懂了没?这是日本要沙俄转让两个租借地给日本:一个是大连,另一个是旅顺。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由于沙俄和大清国在1898年签署的《旅大租地条约》,当时这两个地方,是沙俄的租借地。

          再看第六款:

The ImperialRussian Government engages to transfer and assign to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fJapan, without compensation an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railway between Chang-chunfu and Kuanchangtsu and Port Arthur, and all thebranches, together with all the rights, privileges and properties appertainingthereto in that region, as well as all the coal mines in said region belongingto or work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railway. The two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mutually engage to obtain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mentioned inthe foregoing stipulation.

            我对“第六款”的翻译是:

           “沙皇俄国政府在不索求补偿、但是需要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向日本帝国政府让渡从长春府、宽城子到旅顺口的铁路,含其支线,也包含其他附属权益、煤矿等服务于该铁路的权益。日俄两国同意:以上权益的让渡,需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同意。

            很明显,这是要沙俄转让从长春到旅顺的一段铁路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后世称作“南满铁路”。

           第九款,是要沙俄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这个与中国无关,相信中国读者对此兴趣不大,因此,我就不贴它的英文条款、也不作翻译了。

          日俄朴次茅斯和约签署之后仅仅一个月,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和“大韩帝国”签署《乙巳条约》、使“大韩帝国”正式沦为日本的 “保护国”。五年之后的1910年,日本再进一步、通过《日韩合并条约》、这才正式吞并了朝鲜。

           换言之,日本在吞并朝鲜之前,先后打了两场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以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朴次茅斯和约》签署之后,日本和清政府签署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并从沙俄手中“继承”了大连、旅顺、南满铁路以及一些林产、矿产。同时,日本从大清国东北撤军,并将其控制下的大部分领土归还给了大清国。

           我想,读者读到这里,总结起来应该不难了。日本发动日俄战争,主要目的是为了和俄国争夺朝鲜半岛,证据有如下:

1、战前日本军政界人士的言论和主张证明了:日本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

2、发动战争前夕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的内容证明了:日本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

3、战争结束后签署的《朴次茅斯和约》的内容证明了:日本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

4、战后日本控制、吞并朝鲜的行为也证明了:日本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

5、战后日本将军事占领下的大部分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这个行为也证明了:日本此战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

           综上所述,客观地看,日本发动“日俄战争”的动机和逻辑如下:

1、日本出于国防和殖民的考虑,需要朝鲜半岛;

2、俄国占领了大清国的东北三省,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本土构成了军事威胁;

3、日本遂发动日俄战争,主要是为了和俄国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

4、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库页岛南部,这些都是次要的、顺带性的“战利品,并不是日本发动日俄战争的主要目标。

          这才是更接近历史事实的说法。只有通观中国、日本、俄国三方面的材料,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有一些历史爱好者,出于闭塞的角度和狭窄的视野,看历史问题仅仅从自己的立场和眼界出发,所以看不到关于日俄战争比较全面的材料,也看不到朝鲜半岛是日俄战争的焦点,所以才会得出“日俄战争是为了争夺东北” 这种“一叶蔽目”的史观。

文/冯学荣,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