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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荣请病假g bing jia﷽﷽﷽﷽﷽﷽﷽﷽﷽奶的力气,候国可传《国民政府为何不禁娼

历史爱好者一般都知道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是不禁娼的。在1949年大陆建政之前,全国粗略估计,有将近一万家的妓院,其中北平的八大胡同、上海的虹口、广州的长堤,都是远近闻名的红灯区。

令人吃惊的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似乎并不太以卖淫嫖娼为耻。例如当时的上海租界,就经常举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公然登台,争芳斗艳,冠军美其名曰“大总统”,登报宣扬,令人咂舌。

广州的长堤也是,妓院的礼宾迎客,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大声宣读:“某某公子大驾光临”,还要拉长音,生怕别人不知道“某某公子”来嫖娼。

而在北洋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那更两院一堂的夜生活集中地。所两院一堂指的是:参院、众院、京大学堂。政治家、教授、文人墨客,一起来嫖娼——这是什么情况?

更离奇的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不但是男子“不知羞耻”,连那卖淫的女子,也是“鲜廉寡耻”——当街拉客,公然做广告,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而且还给自己起些什么艺名,例如叫“赛金花”啊、“小凤仙”啊、“林黛玉”啊、“胡宝玉”啊……不一而足,某些名妓还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芳名。真是逆天了,屌炸了,造反了,岂有此理。

在民国时期呀,风尘界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先为妓,后当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啊:你一女孩子,乖乖呆在家里面,是很难嫁出去的,你要想快一点嫁出去,就先到咱妓院里来卖身,为啥呢?因为嫖你的客人多了,总会有人喜欢你的,一旦有客人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就会出钱把你赎出去、将你娶进家门当妻、当妾——这相当于是说:你要主动把自己的身体豁出去、交给全国人民“试用”,大家都试用过了,总有人喜欢你的,很快就会有人要你。

在整个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男人娶妓女为妻、为妾的,那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这一切,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那么的匪夷所思——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啊,你们还有王法吗?

那么,既然当年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国民政府不禁娼呢?为什么这么“丑恶”的社会现象,竟然得以在中华大地长期存在、丝毫没人来管呢?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它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呢?

要把这件事说明白,就要从中国色情产业的历史说起。

有的人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始于春秋时期的管仲设置“官妓”——错了,中国的色情产业其实是始于猿猴时期——淫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行业,早在猿猴时期,公猴拿出一桃子,母猴就心领神会,摆出姿势配合,完事之后,桃子就是嫖资。

中华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种原始的交易,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素有“脏唐臭汉”之说——“脏唐臭汉”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呀,这唐朝和汉朝,是中国人性观念最开放的时期,那时候的中国,色情业十分发达,因为那个时候“程朱理学”还尚未问世,“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还不存在,唐汉时期的中国人哪,只管吃喝玩乐、写诗玩女人,你比如说那著名诗人杜甫,他写过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凉,晚遇雨二首》,诗文是这样的: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

竹深留客,荷净纳

公子冰水,佳人雪藕

片云上黑,是雨催

雨来沾席上,急打船

越女裙湿,燕翠黛愁。

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

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我们的伟大诗人杜甫,竟然写过这样的艳诗。你说这逆天了不?

后来呢,出了程颐、朱熹,这两个人弄出了个“程朱理学”,又称“宋明理学”。此后,中国文化开始重视女性的“贞操”,但是,这些庙堂之学,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功夫,“理学”也只能约束读书人,在不读书的草民圈子里,色情业仍然是横行乡里,而且其经营手法,有时是令人瞠目结舌。

例如,明代有一本《梅圃余谈》,描写了皇城郊区色情场所的“裸选”场景,其惊艳程度,远胜今日之东莞。原文照录如下: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外城小民度日艰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视,情不自禁,则叩门而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梅圃余谈》这篇玩意儿,说的是什么呢?它说的是:在明朝的皇城郊区,色情场所林立,它们是怎么经营的呢?它们啊,将一群全裸(全身赤裸)的妓女放置在妓院里,然后往墙上挖几个洞,故意给路边的屌丝青年免费偷窥。窥啊,窥啊,屌丝青年们把持不住,就推门进去了,啊呀妈呀,一大群全身赤裸的女孩子,刷刷站了起来,一大排啊,千军万马啊,仍君挑选,选完就办事、付账——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说今天东莞那玩意儿,咱们明朝的中国老祖宗们,早就玩过了——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问题来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身为“先进思想”代言人的革命党,为何没有禁娼呢?

事实上,革命党闹革命,打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后来革命党造北洋政府的反,打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旗号。这几次的革命纲领,都没有“解放”妇女的内容——换句话说:人家国民党人,压根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禁娼。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重男轻女,民间溺死女婴的现象大量存在。更严重的是:民国时期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事实上就是一夫多妻制——有钱人可以有九房姨太太,而穷困屌丝们则一辈子打光棍——光棍们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去妓院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在清末民国的时期,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妓院在旧中国,实际上在社会上扮演了一个“减压阀”的角色——民国当时如果没有妓院,大量的男子无法解决生理问题,治安将会变得更加混乱、社会将会更加危险。

所以,国民政府很难下得了禁娼的决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税收——对妓院进行征税,例如上海公共租界,“花捐”就是工部局的一大税源,而国民政府呢?其实也通过“公娼”的方式、向广大的妓院征税。

所以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公娼”是合法的,而“私娼”才是非法的。什么叫做“公娼”呢?所谓“公娼”,就是国民政府发放营业执照、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而“私娼”则是指那些没有征得国民政府许可、暗地里、偷偷地、无照经营的妓院。因此,“私娼”也称为“暗娼”。

我们来看一个法令——北洋政府1915年颁布的《违警罚法》第7章第43条,有如下的规定——只罚私娼:

         “暗娼卖奸,或代为媒合及容留住宿者……..处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15元以下之罚金”。

北伐之后的19287月,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了《违警罚法》,与北洋政府一样,国民政府也是:只禁私娼,不禁公娼。

民国时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并于后来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先生,于19259月通开明店,出版了一本著作《问题的各方面》,在这本书中,金仲认为:民国有色情产业存在的土壤,因而,这个产业是无法禁绝的,既然是一个无法禁绝的产业,那么与其打压它、使它转入地下,还不如索性将其合法化、并加以规范管理,这样反而能对妇女起到更好的保护。

金仲先生文字的原文如下,我们来看看他的原话是怎样说的:

            “在这时如果有人提议用切实的办法禁绝所有公私的以至变相的娼妓,任何关心社会的人都将觉得是可喜的,但这样的提议不幸地没有发见过年来因都市娼妓的众多而引发起过的一个问题,是禁娼与开放娼禁——即实行公娼——的辩论。为保护女权合杜绝娼妓制度的罪恶,禁娼是应该维持下去的,这代表一方的意见,禁娼之后私娼反而增多,检查既多麻烦,良家妇女又易被诱惑,不如开放娼禁而严加检查‘取缔’的有效,这代表另一方面的意见。当然这辩论的两方面都不过代表一些消极的主张,而不是什么积极的提议,但这二方面的意见似乎都言之成理的,而且这辩论的结果或者会有关于我国地方当局今后处置娼妓的政策的,所以我以为这禁娼和公娼的问题,也值得我们仔细的考察………当然,消灭娼妓制度的根本办法,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是在于性道德的解放和经济制度改善的根本努力方面”

可见,金仲先生认为:不禁娼,有不禁娼的道理,因为禁娼之后,娼妓会转入地下,这样政府管理起来反而更加困难,不如索性将其合法化,加以规范管理。而且娼业之所以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只有铲除了它滋生的土壤,才能做到真正根绝娼业。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王云五。

王云五这个人,最高官至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代理院长。这个人对娼妓的看法,在国民政府的官场里,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1937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云五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妇女问题》。这本书对于色情产业,持有这样的看法:色情产业在民国有其存在的必要,我们不是不应该禁绝它,而是应该去改良它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使它将来逐渐消失——也就是说:禁娼本身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行为,我们党国要治的是“本”,而不是“标”,在“本”尚未根除之前,我们暂时允许“标”的存在、并同时寻求逐步解决“本”的办法。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王云五主编的这本《中国妇女问题》的相关原文:

         “婚姻是市民世界的性生活的一面,其他一面就是卖淫。婚姻是盾的表面,卖淫是盾的里面。男子不能在婚姻里得着满足时,照例是向卖淫制度去寻觅补偿。还有因为别种理由,不结婚的男子,也照例向卖淫去寻求满足……所以卖淫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和警察、常备军、教会、雇佣制度等同样。在目前的情势之下,虽然有慈善团体的活动,教育家的努力,然而营娼妓生活的人,竟毫无减少,反一天天的加多,局部的救济在一定限度以内,虽也可以收效,但决不能因而使娼妓现象消灭。要消灭这种文明社会通病的娼妓制度,要免除这个皮肉生涯以求糊口的悲惨的现象,非改良社会的状态不行”

可见,以王云五为代表的一群民国高层认为:娼妓在民国是必要的,而要根除娼妓,正确的手法不是禁娼本身,而是改良民国的社会,只要民国社会将来改良了,“娼”就会不禁而绝。

说到这里,我相信问题已经讲的比较明白了。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有娼妓传统,因为民国有大量的光棍,因此中国娼妓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一夜之间将娼妓全部禁绝,不久之后,她们就会转入地下经营,届时不但政府将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而且色情产业转入地下之后,妇女的遭遇就会变得更加危险,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将这个产业合法化、集中管理,这样反而能更好地保护这些“失足”妇女的人身健康——所以,国民政府不禁娼。

1949年秋冬,苏联“社会主义道德”一炮打来,为了学习苏联老大哥,中国在一夜之间,禁绝了娼业。

是好是坏。见仁见智。

文/冯学荣   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学荣请病假g bing jia﷽﷽﷽﷽﷽﷽﷽﷽﷽奶的力气,候国可传《红领巾是什么来历

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有相当多的青少年先锋运动组织,它们遍布于苏联、朝鲜、古巴、越南、东德、保加利亚、中国、老挝等国。

这些青少年先锋运动组织,相关的名称各不相同,但又基本有规律可循,例如叫做:“苏联少年先锋队”、“朝鲜少年团”、“胡志明少年先锋队”、“老挝少先队”、“罗马尼亚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等等。

与此同时,这些青少年先锋运动组织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成员佩戴红色的领巾。

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们要佩戴领巾?为什么这些领巾普遍是红色的?为什么它们不是黑色的、蓝色的、抑或绿色的?

要将“红领巾”这个事物的前世今生讲清楚、讲明白,就必须要从“童军”这个东西讲起。

“童军(Scout)”,又名“童子军”,其历史发源于英国。

在公元1899年的南非,“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在一次叫做梅富根城战役的战斗当中,有一个名叫“梅富根军校学生军团”的青少年部队,被英军组织起来、协助英军作战——当然了,这群娃娃兵,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乳臭未干,干的不是上火线的活,而是负责后勤:协助物流、医疗、通讯等工作。

尽管如此,这个青少年军团,还是为英军的胜利,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这个由十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少年兵团在战场上的表现,让当时的世人眼前一亮、刮目相看。

那时英国陆军中将罗伯特·贝登堡Robert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受到了这一群孩子的启发,并开始酝酿组织一种“童军组织”——罗伯特·贝登堡对此,萌发了极大的兴趣。

于是,罗伯特·贝登堡开始着手成立“童军”、并开始组织童军活动——当年童军活动的宗旨并不是参与打仗,而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勇气、冒险精神、耐力、团队合作、自信等良好的品质,以促进青少年在体格、智识、公众表现和精神上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公元1907年,作为全球童军运动创始人的罗伯特·贝登堡英国的“白浪岛Brownsea Island)”举办了第一次的童军露营运动,在这次露营运动中,罗伯特·贝登堡给童军的孩子们戴上了领巾,注意:这个时候的领巾,是“卡其布颜色”的,并不是红色的。

孩子们戴领巾的先河——由此而开。

为什么童军要戴上领巾呢?其实,“领巾”这个小小的玩意儿,其本身的用途十分广泛:除了可以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志之外,还可以用来抹汗、洗脸、擦身子、抹嘴……特别是在战场上负伤的时候,领巾还可以用来进行简单的包扎。

事实上在当年,不但是童军佩戴领巾,而且旧时代的水手、水兵,也是大规模地佩戴领巾:日晒雨淋,它用得上;不少国家的农民下地干活的时候,也会在脖子上系一条领巾,主要用来抹汗;柬埔寨的游击队战士,也是普遍地佩戴领巾,其主要功能也是抹汗——“领巾”这个东西,看似多余,其实是非常实用的,而系在脖子上,则是最轻松、最简便的携带方式。

罗伯特·贝登堡掀起了“童军运动”之后,孩子们脖子上系领巾的形象,成为了世界童军的典型形象,从今以后,这个形象不断被复制,成为了“不断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经典造型。

公元1908年,罗伯特·贝登堡进一步出版发行了自己的著作《童军警探:成为良好公民的训练手册》,这本书在当时的世界上,竟然成为一本畅销书——它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洛阳纸贵。

这本书使罗伯特·贝登堡所发起的“童军运动”突然风行全球——欧洲国家纷纷群起效仿、各自成立童军组织。以至于到了公元1922年,在全球32个国家当中,竟然有了100万左右的童军会员;而到了公元1939年,人数则更是正式超越330万人!

罗伯特·贝登堡发起的“童军运动”,也影响了当年日暮西山的沙皇俄国。于是,沙皇俄国也有样学样,搞起了童军组织——成立了“沙俄童军”——俄国从来都是欧洲国家、极其容易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

实际上,受影响的又岂止是俄国?中华民国在成立之初,也受到了这股风靡全球的“童军运动”的影响——民国初年,中国人竟然也跟风、成立了“中华童子军”——后来在“淞沪战役”当中,在上海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送国旗的那个女生杨慧敏,就是“童子军”的一名成员。

为免跑题,我们不要扯远了,回头还是说沙皇俄国。

公元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这场革命当中,一部分的“沙俄童军”倾向了布尔什维克(即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方。

苏俄成立之后,全俄青年共产主义者会议”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案——应当废除沙皇时代的、代表西方腐朽意识形态的“童子军”组织、建立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少年先锋组织、并以此为媒介、向苏俄的青少年儿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于是,公元1922年5月,“弗拉基米·列宁全盟先锋组织”成立,成员年龄为10 15 岁的苏联少年,这个组织又名“苏联少年先锋队”、也叫作“劳动童子军”——它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这个口号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是不是很熟悉?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少年先锋队”成立之后,原先童军孩子们脖子上的领巾,突然变成了红色——这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颜色、红旗的色彩、由先烈的鲜血染成。

至此,“红领巾”作为苏联的产物,正式横空出世。

也就是说,公元1907年出现在英国的卡其布颜色的童军领巾,到了1922年的苏联,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其颜色由卡其布色,正式变成了红色。

短短十年之后,公元1932年1月,“中华全国苏区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在中国江西省的瑞金正式召开,“少年先锋队”在中国的土地上正式出现,并宣布:少先队“是苏维埃强有力的保卫者”。

再过十七年之后,1949年10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并于1953年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中国少先队”,这个组织正式成立之后,效仿苏联少先队、承袭了苏联“老大哥”的传统、给孩子们戴上了红色的领巾。

于是,你,我,他,都有了一个系红领巾的童年。

行文至此,请读者允许我对“红领巾”的故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总结如下:

1、公元1907年,英国军人罗伯特·贝登堡在英国创立“童军”组织、并给孩子们佩戴卡其布颜色的领巾,正式开创了童军佩戴领巾的传统;

2、不久之后,“童军运动”传到沙皇俄国,俄国人也群起效仿、成立了俄国自己的童军组织——“沙俄童军”;

3、公元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五年后,“苏联”正式成立。苏联决议将“沙俄童军”改组为“苏联少年先锋队”、并将孩子们的领巾改为红色——红领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4、公元1932年,中国江西瑞金,效仿“苏联少先队”,中华苏维埃“少年先锋队”成立;

5、公元1953年,“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正式成立、并沿袭“苏联少年先锋队”的习惯、给孩子们佩戴红色的领巾。

“红领巾”的整个历史,就是这么回事。

文/冯学荣   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冯学荣《日本人何管北叫洲》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日本人总是管中国东北三省叫做满洲,例如日本在1905年打赢日俄战争、攫取了中东铁路南段之后,将该段铁路命名为南满(洲)铁路;又如:1915年的《民四条约》,通篇多次出现满洲的字样;再如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人那边,则叫做满洲事变,等等。

九一八事变(满洲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在谈判桌上,日本代表开口闭口就是满洲满洲满洲,而国民政府代表则总是强调:那叫东三省东三省东三省,双方不要说政治立场不一致了,就是连这个简单的地名称呼,都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根本就无法取得一致。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很容易给我们的历史爱好者留下一个这样的印象:当年的日本人是存心放着东三省这个正式称呼不叫,而偏偏将它叫作满洲,这是鬼子的用心良苦”——指定是为了否定那片土地属于中国。

是这样的吗?

本文无意为日本侵略者辩护,近代史上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土地的确怀有野心,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已经是历史铁案,没有辩护的空间,也没有辩护的必要。但是,一事归一事,一码归一码,当年的日本人将东三省称作满洲,其实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事实上,日本人管东北叫满洲,这个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其实是简单得出奇——因为在日本人开始管它叫满洲之前,东三省这个名词在国际上还并不普及。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满洲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

(清)天嘏著《满清外史》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受到相当多历史学者的认同:最初是西藏人称呼满族人为“曼珠”,满族人于是跟着自称“曼珠”、后经汉文取音译,书写为“满洲”。

《满清外史》的相关原文,是这样的:

           “……..出山海关东行,若奉天,或吉林,若黑龙江,中外人士皆以满洲称之者也。然试问满洲之何以见称,不独汉族不能尽知,即满族亦几数典而忘祖。考满洲旧壤,本在白山、黑水之间,于古为肃慎,汉为辰韩,魏晋为勿吉,隋唐为靺鞨,宋为女真之完颜部,明初为建州左、右卫。至其满洲之所以见称,本非地名,实由部族而假借用之也。盖女真建部之始,本由肃慎转音,而名为珠里真,后讹为女真。爱亲觉罗氏既为珠里真后裔,遂由珠里真而渐名为珠申。迨部族之势日强,欲并吞邻近诸部,爰先通好于西藏。西藏喇嘛以其为珠申之后也,慢呼之曰曼珠。爱亲氏译曼珠之义,知为妙吉祥,乃舍珠申,而以满珠名其部族。后之汉字,易“珠”为“洲”者,以“洲”字义近地名,故假借用之,自此遂相沿不改云…….”

可见,满洲二字,最初不过是满族名称曼珠的汉文音译,但是因为字的存在,其词义产生了讹传,以至于到了后来,满洲这个词逐渐被用来指称满族的土地,这就是满洲成为中国东北土地统称的基本来历。

满清入关之后,“满洲”二字在中文典籍中开始频繁出现,例如什么“正黄旗满洲都统”、“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满洲实录”,等等。不但如此,直至民国初年,部分中国人基于习惯、仍然沿用“满洲”地名,例如“某党满洲省委”等——知名抗日烈士尚志,曾过这个省委的书记

不但中国人如此,其实,西方人也曾经称呼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

其中,沙皇俄国在早期,沿袭了满族人的叫法,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将中国东北土地称为  Mаньчжурия,这个俄语单词的读法是:满洲利亚,意思是——“满族人的地盘

从清朝中叶开始,英国人也越来越普遍地将中国东北地方称为满洲,其相应的英语单词为:Manchuria,读法也是——满洲利亚”——几乎是直接将俄语词汇吸收进的英语。

日本是从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才真正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的东北地区,当年中国的东北,地广人稀,为什么地广人稀呢?因为清政府认为:东北大地(满洲)是满族的龙兴之地,不容破坏,因此,清政府不允许汉人移民东北。

所以,明治时期的日本侦探到中国东北土地考察,放眼望去,延绵无际,人烟稀疏,物产丰富,整个感觉就是两个字:震撼。不但是震撼,而且日本人还觉得清王朝是暴殄天物”——放着这么好的一大片土地,荒置不用、而且是宁愿荒置不用、也不肯将它借给大和民族来使用,真是自私至极岂有此理

日本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东北大地之后,开始在报告里称呼这个地区,也沿用了当时在国际上普及的词汇——“满洲”——自然而然,日本人开始将大清国的东北,叫做满洲

也就是说:日本人称呼东北为满洲,只是沿用了当时国际上普遍流行的既有名词,并没有另搞一套,从字面上,满洲二字,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歧视、或者什么 吞并蓄谋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一点:满洲这个地名称呼,在最初,其实是属于中性的。

那么,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为什么不把中国东北叫做东三省东北三省东北呢?原因其实简单得出奇——因为在明治维新的那个时候,东三省东北三省这些汉语词汇,在国际上还没有得到普及——在当时的国际上,无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是管东北叫满洲,于是日本人也跟着叫…….当时大家都管它叫满洲,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妥的。

那么,东北三省东三省这些现代汉语词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流行和普及开来的呢?——其实,东三省这个汉语词汇早就有了,只是在国际上,并不通用。

1907年,东北改制,大清国正式设置东北三省、 任命东三省总督”——“东三省这个汉语词汇,才开始真正踏上加速度传播的轨道。这个事情,又与历史上另一件事有关——“闯关东

清朝在早期乃至中叶,都不允许汉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所以直至1860年代,中国东北地区,都很少能见到汉人——不是说一个都没有,而是很少见——少数贿赂山海关守军而进入东北的汉人有没有?有。但那是属于极少数。总之,在整个清朝初期直至中叶,中国东北地区一直没有多少汉人。

那么东北地区的汉人后来是怎么来的呢?

1860年代之后,清朝对于汉人移民东北这件事,尽管法令还在,但是管制逐渐开始宽松,一些汉人开始移民东北。到了1875-1878年,大清国的华北地区,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饥荒,饿死人数高达一千万左右,这件事,史称“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迫使大量的华北人民进行迁徙,其中有很多人民向东北方向迁徙,这个现象,在当年叫做闯关东”——“闯关东的字面意思就是:到山海关以东去闯荡、谋生存。

这个闯关东的热潮,持续了二三十年之后,中国东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汉人——他们主要来自于山东和河北——这批汉人的涌进,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民族结构:汉人超越了满族、蒙古族等民族,成为了东北地区的第一大民族。

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必须防卫东北,否则无以阻挡沙俄和日本的野心,而要防卫东北,则必须继续大量引入汉人、开垦东北。

基于同样的目的,1907年,清政府废止了“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三个职位,将东北原本的军事建制,改成行省建制。于是,清政府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三个行省,它们分别是——“奉天省(辽宁)”、“吉林省”、“黑龙江省”,时称“东北三省,简称——“东三省”。

这件事,时称“东北改制”。相应地,清政府设置了一个新的军官职位——东三省总督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就是历史爱好者们都知道的、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个人——徐世昌。

经过1907东北改制之后,东三省这个称呼,开始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遍大清国的大江南北,报纸,杂志,书刊,官样文书……越来越多的国民,在提及关外地区的时候,开始称之为东三省

那么,大清国1907东北改制了,为什么日本人没有跟着大清国、改称东三省呢?

两个原因。

原因之一:习惯了。在东北改制之前,日本人已经叫满洲叫了39年、甚至更久了,在日本国内,报纸、书籍、杂志、教科书……一直都是叫满洲,大清国在1907年突然正式改称东三省,日本人觉得不习惯,反而是喊满洲喊习惯了,要改就是全民改,工程太大,改不了。

原因之二:战胜国心态。当时的日本人瞧不起清国,在他们的眼中,满洲是日本皇军在1905年从俄国人手中打下来的,不少日本人认为他们自己才是满洲的主人。所以,日本人才不管你清国搞什么东北改制,清国人叫东三省?随你便,日本人还是叫他们的满洲,你叫你的,我叫我的——日本人为什么要跟着清国人改称呢?他们犯不着。

这样一来,在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人叫东三省,日本人叫满洲,各搞一套,你喊你的,我喊我的——直至日本战败之后,出于对战胜国(中国)的敬畏,日本人才不敢再提满洲、以免刺激中国——从那以后,满洲二字,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行文到最后,请容许笔者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1、中国东北地区,在国际上旧称满洲,俄语、英语、日语都是称满洲,“满洲”是一个中性的、普遍性的称谓;这个称谓在最初,并没有歧视或者阴谋的意味;

2、公元 1907年,大清国东北改制”、在东北地区设置三个行省,东三省作为一个正式名词,开始加速度传播;

3、大清国东北地区正式改称东三省之后,日本人不愿意跟随清国使用新名词、而坚持使用旧称满洲、直至战后为止。

整件事的来由,简单地说,就是这样。

文/冯学荣 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学荣《英国为何要九龙新界 》

许多历史爱好者都知道这么一个历史“常识”——“香港是在公元1842年、被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既对,也不对。

为什么说这个说法又对、又不对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概念的陷阱——“香港”。

“香港”这个概念,其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香港”,指的是“香港岛”,一个面积不到80平方公里的小岛;而广义的“香港”,则由以下的三个部分组成,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

1、香港岛;

2、九龙;

3、新界。



我们平时所说“清政府1842年割让香港”,严谨地来说,其实是指割让了“香港岛”、而不是割让的整个“香港”地区,事实上,整个“香港”地区逐步成为英国殖民地,其实是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分别是:

1、香港岛 - 1842年割让;

2、九龙 -1860年割让;

3、新界 -1898年租借(注意:这里是“租借”,不是“割让”)。

也就是说,虽然“香港岛”在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但是整个香港地区全部成为英国殖民地,则远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898年才得以实现。

我首先讲讲“香港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后,有许多英国商人以及殖民政治家认为:应当在中国沿海地区取得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的对华贸易,有这种想法的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特出人物——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此外还有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义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即使中国的君主在其武力迫下答开放港口,那御并不能保障英国人的性命和财产……我的商人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使我急切地求一个在我国旗保下的安全商据点。香港在我的掌握中,有足的海,我认为实在无需于岸建立永久根据地…….”

义律的话颇具代表性,它反映了当年在华众多英国商人以及殖民主义者的想法:即使大清国向英国人开放商港,英国人在大清国做生意仍然不安全,而为了商务安全,英国人自认为必须占有一个据点,或者说一个根据地。

那么哪个地方做“根据地”合适呢?早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国殖民者就已经瞅中了“香港岛”。

大清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1842829日,大清国和大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并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其关键条文为该条约的第三条,行文如下:

          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愿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我们从这个条文可以看的出来:英国殖民者出于体面,很狡猾地在条约里避免陈述“保护商务安全”的真实动机,而是写上了一个“修船”的借口,也算是给大清政府一个台阶吧,所谓的“外交辞令”。

这个条款还有一点是关键的——“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这里割让的,仅仅是“香港一岛”——也就是面积不到80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

还有一点比较讨厌——“自愿给予沿海一处”——这几个字很要命,关键是“自愿”二字,坦白地说,当年清政府的官员并不高明,这两个字确实不好,它给后世人设置了障碍。

攫取香港岛之后,英国殖民者开始建设该岛。

资本是个魔鬼。不过十几年的功夫,香港岛从一个偏僻的渔村,蜕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由商港。大量的英国商人来到香港岛淘金,同时也有许多的中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等地的商民来到香港,发展生计,不过十几年的光阴,香港岛,这个原本只有数千人的偏僻小渔村,竟然变得人满为患。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者得寸进尺、动了新的念头:要为香港岛谋取一片发挥军事防御功能的“缓冲地”。

当时盘踞在香港岛上的英国殖民者认为:香港岛是一个孤岛,四面环海,军事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很容易受到外敌的攻击。假设英国的假想敌由北向南、从新安县(今深圳)冲进九龙半岛、再以九龙半岛为基地、攻击孤岛香港,那么香港岛这个殖民地,则将陷于极为危险的处境。

因此,英国殖民者觉得:有必要将北面这块由北向南、地势直插香港岛的九龙半岛收入麾下、并在那里驻上英国皇家军团,一旦未来有外敌试图入侵香港,英国皇家军团至少可以在九龙半岛抵抗一段时间、等待英国援军的到来。

那么,这些英国殖民者的假想敌是谁呢?是大清帝国吗?其实不是。英国人当年主要防范的,并不是大清国,而是当时的法国、德国、俄国等一系列的欧洲列强——我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帝国主义列强都是一条心”,其实,这些列强在当年,其实总是在勾心斗角、互相防范,甚至彼此之间是磨刀霍霍的关系。

英国人觊觎九龙,这当然是侵略者的罪恶,应当谴责。但是如果单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占据九龙半岛,的确对保卫香港岛有用。例如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爆发的“香港保卫战”,从1941年12月8日,一打到12月26日,整整打了18天,主要是在哪里打呢?主要就是在九龙半岛打的。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从深圳南下、兵锋直指香港岛,结果日军在新界和九龙,遇到了防守英军的激烈抵抗。假如没有九龙半岛这块“缓冲地”,日军则可以直接以九龙为基地向香港岛发动进攻,香港岛遭受日军的直接攻击,也许只能守一两天。

英国殖民者有了“攫取九龙、防卫香港”的想法之后不久,机会就来了。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杀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并迫使大清帝国于1860年10月24日签署了《北京条约》。其中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大清帝国将“九龙”半岛,永久割让给了英国。

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的相关行文如下:

           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品,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其批作为废纸外,其有该地华民自称业户,应由彼此两国各派委员会勘查明,果为该户本业,嗣后倘遇势必令迁别地,大英国无不公当赔补”

大家注意这个条款的关键文字——“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也就是说: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于是到了这个时候,英国不但拥有了香港岛,而且还拥有了香港岛北面的一个半岛,这个半岛的地势就像一把尖刀一样、呈直插香港岛的态势——英国殖民者将这块战略要地弄到了手中、使其发挥军事防御“缓冲地”的功能。

孙中山在史料《司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对英国人攫取九龙的动机,是这样认为的:

           “……..从瓜分中国的论调发生了之后,各国都想在中国沿海口岸先占一个根据地,然后才由此发展,进占中国内地。所以德国占青岛,俄国占旅顺、大连,法国占广州湾,英国占香港、威海卫。此时香港的海军当局,计划香港的防守事宜,看见香港对面的九龙地方有许多高地,对于香港都是居高临下,香港若是得不到那些高地的防卫,在军事上便极不安全。英国人的这种思想,并不是怕中国人利用那些高地来打香港,是怕外国人占领了中国之后,则用那些高地来打香港,所以便想预先向中国取得那些高地。照英国人的原来计划,是以那些高地的分水岭为界,只要水向香港流的地方,划归香港政府防卫,至于水向中国流的地方,都可划归中国政府防卫,香港便极安全。这个计划定了之后,英国人便告诉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和中国政府交涉。英国公使接到了那个计划之后,打开香港的地图一看,以为香港的原来计划只要求中国割十几方里,那个要求太小;他看到北京的政府很软弱,很容易欺负,可以多要求,所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不只要求十几方里,要中国割两百多方里。当时北京的统一政府,非常的怕外国人,当然是听外国人的话,准英国的要求。英国公使一接到了中国政府照准的公文之后,便通知香港的英国政府。于是香港政府便派兵进九龙内地,接收那些领土……..”

可见,孙中山是很懂英国人的,他深深地知道英国人攫取九龙,是为了防御香港岛,而其防御香港岛的假想敌,并不是大清国,而是当时的俄国、法国、德国等一些西方列强——狗咬狗。


英国殖民者攫取了九龙半岛之后,30年相安无事,但是到了1894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香港岛以及九龙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鼠疫,由于香港岛和九龙人口密集,这场鼠疫得到疯狂的传播,结果数千人病死,人心惶惶。英国殖民者认为:需要拓展殖民地、将人口分散开来、降低未来大规模瘟疫的死亡风险。

第二件大事:这一年爆发了清日甲午战争,大清国败北,这下,英国殖民者认为:大清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也就是说:广东地区随时都有可能被别的列强(例如法国)侵占,而一旦广东地区被别的列强侵占,那么,香港岛和九龙就很危险——英国殖民者是这样想的。

因为这两件事的刺激,英国殖民者就开始盘算:香港这块殖民地,有必要继续向北拓展,争取把九龙北边的“新界”拿下来。

时光一晃,到了1898年初,法国殖民者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法国想租借广州湾(湛江)。英国殖民者闻讯,立即感觉恐慌:假设法国和英国在欧洲爆发战争,那么,法国殖民者立马就以广州湾(湛江)为基地、攻击香港岛,届时,香港岛就很危险。

在这种假想之下,英国殖民者又找了清政府,谈,要求拓展香港殖民地的面积,结果于1898年6月9日,大清国又与英国签署了一份《展拓香港界址》、将含大屿山在内的900多平方公里辽阔的“新界”,割让给了英国、作为英国殖民者“保卫”香港岛和九龙的外围战略要地。

这份展拓香港界址》的相关条文如下:

            “…….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黏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画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

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三点意思:

1、条约说的很明白:英国殖民者还是出于防卫香港岛的目的,需要北面更多的土地,所以要拓展“新界”;

2、这次租借“新界”,不是割让,而是租借,这次和之前的香港岛、九龙性质不一样;

3、这次租借“新界”是有期限的——99年,从公元1898年算起,到公元1997年期满。

所以到后来1980年代中英谈判的时候,英国不但认为《南京条约》有效,而且最初还幻想能根据这份《展拓香港界址》、延长新界的租期——只是不料,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碰上了邓小平这颗硬钉子,不但新界延长租期纯属妄想、就是连九龙、香港岛本身,一股脑儿都给你收复了。

这就是英国殖民者从最初攫取香港岛作为商务根据地、然后再攫取九龙作为防御缓冲地、又以同一个目的进一步攫取新界的简单过程。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当年的日本控制朝鲜之后,为了防卫朝鲜,与俄国大打出手、在中国东北取得大连、旅顺据点,然后为了防卫大连、旅顺根据地,又发动“九一八事变”、夺取整个东北三省,尔后又为了防卫东三省,进而染指华北、制造缓冲区、并由此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可见殖民者的思路,其实都是一样的——占了甲地、需要乙地防卫甲地、然后又需要丙地防卫乙地……..得寸进尺,欲壑难填,这是一个“一步错、步步错”的过程。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最好还是别瞅人家的土地,天下就太平了。

   文/冯学荣,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学荣《中山

我们有一些脑袋不太灵光的国民,在看问题的时候,很容易犯一种叫做“刻舟求剑”的错误。打个比方说:人们都听说牛郎和织女的感情很好,可是当你打个电话给牛郎,牛郎的说法往往会让你大跌眼镜:“织女?我和她已经离婚了,这女人不靠谱!”其实,牛郎确实是爱过织女,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时间变了,事情也变了。

以过去的印象来看待今天的事物,这就叫做——刻舟求剑。

孙中山亲日吗?这其实也是一个“刻舟求剑”的问题。诚然,孙中山在早期,的确有过大量的亲日言论以及行为,最典型的就是——多次向日本人承诺:帮助我革命,事成之后,我把满洲(东北三省)委托给你们日本治理。

于是,我们有不少“刻舟求剑”的历史爱好者,拿孙中山早期的这一类亲日言行来判断孙中山,说孙中山是个亲日人士、汉奸、卖国贼……但是,人们往往没有看到:其实在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发生之后,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已经逐渐由“亲近”走向了反感、防范,甚至是对抗。

也就是说:孙中山其实只是早期亲日,而到了后期则是反日。正如牛郎曾经爱过织女,但是离婚之后,牛郎对织女其实是颇有微言。

那么,怎样证明孙中山在他人生的后期走向了反日呢?我们都知道:亲日也好,反日也罢,都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是不能做到准确证明的,唯一有迹可寻的,就是孙中山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间的涉日言论——我们没有办法窥探孙中山的内心,但是孙中山的言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心理活动。

于是,我们不妨通过史料,看看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间,发表过什么样的“涉日”言论。

我所引述的第一条“涉日”言论,是刊登在1919624日《民国日报》的一篇访谈文字,名为《孙中山先生答<朝日新闻>记者书》,在这篇访谈中,孙中山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发表了自己对日本扩张国策的反感、以及对日本收敛其国策的期望。

在该篇报道中,日本记者问孙中山:“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恨日本?有没有办法调和两国人民的感情?”对此,孙中山给出了一篇很长的回答,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予照录,孙中山回答的大意是以下几点:

       “…….日本军阀逞帝国主义的野心,向中国发展侵略政策,两国的国策在根本上不能相容……例如,日本在(1914年)攻克青岛的时候,曾经对外宣称:会将青岛归还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竟然食言、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这无异是出卖中国人的举动……中国人能不恨日本吗……日本的政府和军阀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但同时又幻想中国人民不和他对抗、反而和他亲善,那岂非是白日做梦…….希望日本能悬崖勒马、对中国从根本上取消扩张政策,东亚才能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对日本,已经是充满了微词,他对日本已经不如辛亥革命之前那样亲近,而是充满了警惕、防范、甚至是对抗的情绪。

我们再来看一篇。

史料《新韩青年》一九二O年三月一日创刊号,刊登了一篇《中国前大总统孙逸仙氏对日本谈》,其内容是孙中山于192011日接受东京《大正日日新闻》记者的访谈。

在这篇访谈中,《大正日日新闻》一名姓“大江”的日本记者对孙中山说:“希望先生您不要将我看作日本人,请您将我看作亚洲人”。不料,孙中山很不礼貌地回了他一句:“你们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亚洲人”。大江记者大吃一惊,问孙中山为何这样说。

对此,孙中山也予以了很长的回答,其大意是:“你们日本人是亚洲的侵略者,你们自称为亚洲人吗?那么请你们将东三省的殖民权利(指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还给中国,另外,也请你们将朝鲜半岛还给朝鲜人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索引其原文进行细读。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史料,记录在案的。

可见,到了1920年的时候,与辛亥革命前后大不相同,孙中山已经不再谈什么“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是恰恰相反,要求日本人从满洲(大连、旅顺、南满铁路)滚出去。此时的孙中山,其对日态度,已经和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也就是说:和早期亲日甚至有点媚日的青年孙中山相比,1920年这个时候的孙中山,他对日本的态度,已经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日人士了。

这还不算。我们再来看一篇。

《民国日报》一九二O年七月九日刊登了一篇《孙中山致日本陆相书》,是孙中山于1920629日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孙中山谴责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并劝日本改正。由于其行文较为简短、显浅,笔者特摘录了其中关键部分的原文如下:

       (孙中山对日本陆军大臣说)“…….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始则极力援助袁世凯,酿成民国四、五年间之乱事。帝制问题既发生,中国人民排袁势力勃然爆发,日本舆论亦反对袁氏。日本当局知袁氏绝不能再维持国民信用,欲与中国排袁之势力相结纳,以图伸张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而又不欲民主主义者获得中国政权。因利用一守旧顽固且甚于袁氏之官僚如岑春鬃者,使主南方政局;而在北方,则又假宗社党人金钱武器,贻后日无穷之祸。此中经过,先生为主要当事者之一人,当尚能记忆也…….”

可见,到了1920年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对日本的国策不以为然、并公开反对了。

不到两个月之后的192085日,孙中山在上海接待了一个“美国议员团”,并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被命名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孙中山先生在美国议员团欢迎席上演说》,被刊登在一九二O年八月七、八日的《民国日报》上。

在这篇演说中,孙中山大声疾呼: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反对日本的扩张国策,其原文关键部分摘录如下:

            (孙中山说) “……..我已经看出了如何才能够停止中国现在的混乱。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如果这二十一条款能够废除,就再没有混乱了……这二十一条款所决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不论现在有什么商量在这里进行,我们对于留存二十一条款的提件万不承认。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练,来绑中国手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之统一的中国,就是日本把中国整个征服去了。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中国的大混乱是二十一条款做成的,如果废除了他,就中国统一马上可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的这么一句:“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它说的是:假如日本不废除压迫中国的“二十一条”,那么我孙中山一定要带领国民党,和日本开战,打到我们全部死光,我也要和你日本拼到底!

还有比这个更“反日”的言论了吗?没有了。孙中山这种“和日本打到最后一个人”的呐喊,已经威猛到极端了,没有比这个更反日的了。

我们再将时间的坐标往后推移四年——公元1924年,看孙中山在这一年,又有什么样的涉日言论。

1924年12月1日,在日本门司,孙中山接待了来访的日本记者,这篇访谈,在史料里被命名为《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访谈的内容很长,恕不原章照录,其中最为“反日”的部分,是孙中山公开呼吁、要求日本废除“二十一条”的言论。这一部分的原文并不艰涩,照录如下:

(日本记者)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那几种条约呢?

(孙中山)答: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日本记者)问: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孙中山)答: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已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

我们从这一篇访谈中,也可以读出来:孙中山要求废除中、日两国之间一切的“不平等条约”,什么协定关税、日本租界、治外法权、大连租借地、旅顺租借地、南满铁路……一切日本在历史上攫取的既得殖民利益,通通都要收回。

两个字:够狠。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在北伐的过程中,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正是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说到这里,笔者不妨插嘴一句:蒋介石说他自己是“总理信徒”,其实并不过分,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晚年的救国思想,要以铁腕手段与列强对抗,也就是所谓的:“革命外交”。

历史的悲剧之处在于:国民党在北伐以及定都南京之后,高喊收回大连、旅顺、南满铁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巧碰上了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日本军阀受到经济上和国防上的双重刺激,一方面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出于对苏联国防的恐慌,日本军阀悍然以武力侵占了东北三省,并由此引发了延绵十四年之久的中日战争。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是我们从孙中山生命最后几年间的反日言论中,可以看得出来:假如孙中山不死得那么早,那么日后在抗日战场上率领全民打日本的,也许就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孙委员长”了。

行文至此,我相信结论已经是相当清晰了:“孙中山是亲日分子”的说法,并不准确。孙中山其实仅仅是在早期比较亲日,而在后期,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变了——不但不亲日,而且是反日。恐怕这才是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

文/冯学荣,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冯学荣《“支那”一词的由来》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

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

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

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

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

      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

      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

      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

       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

        “支那”一词在日本进一步的推广,是户时代(17世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中国为”、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

        ——日本要避免混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 “中国”——日本本州西部的两个在日  地方”、也简称“中国”

        因此,如果把大明称为在日本国内必然造成混淆。

        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

         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呼,迁就中国、日本的地方地方、山地方

        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下面举一些例子:

        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做“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

        “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做“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

         还有更疯的。

        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

       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满清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

        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满清还要亲”。

          肉麻死了。

         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

          “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

           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

           我们的“国父” 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

           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做《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做“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

邻环绕欲逐逐,

割地无止,

等人儿还昏昏,

如醉如半死。
吁嗟乎!

华渐枯竭,

奈何不振衣起?

无心无肝无筋,

支那大魔首推此。

       

          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

舍卫山河历劫尘,

布金坏殿数三巡。

若论女士西游者,

我是支那第一人。

         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我是中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族是一大河,

流下了昆山坡,

洲大

流出了美的俗。

大的民族,大的民族!

……..

……..

………

………

是四万万不的明星;

的位置永注定。

大的民族!大的民族!

我是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人,我是支那人!

           这还不算呢,许寿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

           迅在日本住旅,要登姓名、籍下:周人。但是籍却不能。因日本的山也叫中,如果造成混淆,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店主清国人,认为客、免费给鲁迅升了房”。

          许寿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

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

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

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

           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

         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

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

         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

叫你“支那”  ≠“支那”是侮辱词

歧视你 + 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

         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

        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文/冯学荣近代史写家,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冯学荣《国民党为什么抓壮丁》

近代史上所谓的“抓壮丁”,指的是国民党当局使用强制的手段、绑架青壮年男子入伍、参加战争的行为,这种行为无疑是残暴的,在历史上所受的非议也不浅。

但是,似乎很少人追问:为什么国民党要抓壮丁?为什么此前的北洋政府不抓壮丁?为什么清政府不抓壮丁?这个问题,其实是挺有趣的。

其实,这个问题,和中华民国的“兵役制度改革”有关。请听作者细细道来。

从晚清时期直到民国初期,中国的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叫做“募兵制”的制度。“募兵制的主要特点:人民没有当兵的义务,部队募兵要依金钱待遇吸引人,兵源没有保证,而且也不设民兵预备役”。

也就是说:在“募兵制”的体制下,中国的军队是用钱来招兵买马的,换句话说:在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以及国民政府的初期,中国的军队就好比一家“公司”,向社会公开招聘,用金钱报酬去吸引老百姓来当兵。

例如冯玉祥到清军里当兵,就不是被强拉的,而是冯玉祥自愿的。为什么自愿呢?因为冯玉祥家里穷,冯玉祥要解决自己的经济出路。史料《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记录了冯玉祥和其生前战友赵卓志的一段对话:

赵卓志:“冯将军,您是从哪家军校毕业的?”

冯玉祥:“我一天的书都没有念过。我从小家里穷,如果我哪怕能有一间房、一亩地,我是决然不会当兵的!”

冯玉祥的话,举例说明了:在清末民初的年代,当兵是一个混饭吃的出路,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在“募兵制”之下,当兵就是一份工作、一种职业。而且,在“募兵制”之下,当兵这个职业,待遇其实是不错的。我举两个例子。

台湾中央研究院《于达先生访问纪录》收录了胡宗南的参谋长于达的回忆。于达说:民国初年,当兵收入行情是这样的:二等兵每月七元;一等兵七元五角;上等兵八元;上士十五元。依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每月三至四元,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一个二等兵,工资七元每月,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

例二是国军西北系刘汝明的回忆。《刘汝明回忆录》记载:刘汝明年少时参军后,每个月工资,有四两多银子,他每个月都有盈余,所以他每个月都把盈余往家里寄,他老家的母亲每个月收到儿子的汇款,都存起来,用来购买田地,刘汝明参军四年之后的1916年,刘家靠这个当兵的儿子的收入,一共购置了十几亩的田地,并且还雇了长工,全家从贫农阶级,一跃变成地主阶级

刘汝明的案例说明了:在“募兵制”之下,当兵有时候竟然还可以发家致富。

在“募兵制”的制度下,募兵部门是很有钱的,因为他们需要用很多钱去募兵。清军、北洋军募兵,往往是在城门下摆一摊,拉上横幅,哪有什么“救国”口号?扯淡,直接就是六个字——“月给二十大洋”。应征者趋之若鹜。

而与“募兵制”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兵役制度,叫做“征兵制”。“征兵制”的主要特点:人民有当兵的义务,部队不是依靠金钱激励,而是依靠强制的手段,兵源有保证,常设民兵预备役。

与“征兵制”比较,“募兵制”有两大弊端:兵源无法保证、无预备役民兵可用,因此在战争中,“募兵制”逐渐显现出它的劣势。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初,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决定:必须要革掉“募兵制”这个落后的国防制度、尽快实行现代国家所普遍通用的“征兵制”。

于是在1933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出台了一部新法,叫做《中华民国兵役法》,这个法律,划时代地标志着“募兵制”的寿终正寝、以及“征兵制”的正式施行。这个新的法律,有以下的关键条文:

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服兵役之义务,依本法之规定。

第三条:“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服兵役之义务”。这一条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义务”二字。“义务”二字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当兵的工资不错,但是从现在开始,不行了,当兵成了一种“义务”,所谓“义务”,就是“免费”的意思,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当兵就没有工资了,或许会发一点津贴,但是也只够你买根香烟抽抽,而像清朝、北洋时期以往那样当兵能挣钱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再看第三条: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 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 这一条很要命。关键在于“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几个字。它是说:一旦打起仗来,不管是外战还是内战,中国所有18-45岁的男子,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你们统统就得给我上战场。

这个《中华民国兵役法》的第三条,其实就是国民党“抓壮丁”的原始法律依据。

但是在清政府、北洋政府时期,不是这样的,那时无论你是谁的部队,要募兵,你就要给钱,不可以强制的,打起仗来强拉硬推也是不行的,当时是靠钱的,所以无论打仗多么危险,都有人愿意干。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则不同了,现在是没钱给的,人们就不愿意干了。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于是,人们开始逃避兵役。

那么,人们是怎样逃避兵役的呢?阎锡山部将杨元璐在其著作《阎锡山军闱揭秘》里面回忆:在新的“征兵制”下,许多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有钱的人家,选择“退财消灾”、贿赂征兵工作人员,以此了事。有的征兵工作人员就靠这个发了财。

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2-政治军事》则收录了前“兵役署”职员方秋苇的一篇《国民党兵役署内幕》,